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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勢逆轉 公民力量不能被逆轉
社運力量 再集結、再出發
蕭新煌�x（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2008年總統大選結果，長久號稱與本土、與人民、與弱勢、與改革、與社會運動站在一起的民進黨輸得很慘，結束了8年執政。一向被視為威權、脫離本土群眾、與黑金掛勾、國家認同也混亂的中國國民黨大贏，奪回了失去8年的政權。「馬上好」的競選口號，之所以叫得誘人，背後的原因，是民進黨在過去幾年讓很多支持者失望，其中，原來是盟友的社會運動力量，也難掩失望之情。
從2000年到2004年的第一任執政期裡，民進黨要做「好政府」，是有心卻無方，與倡導性社會運動的關係也若即若離，既想討好在野的國親兩黨，換得順利施政；又想討好企業財團，換得政治效忠；也想討好低層社會弱勢，保有民主進步自居的名聲。但結果是，卻都全得罪。國親抵制、財團利用、弱勢疏離。社會運動團體從期待、容忍到不解、失望，但仍不忍心放棄。在2004年的連任大選中，還是無私、無條件地支持昔日改革盟友。民進黨險勝，繼續本土執政的命脈。
2004年到2008年，民進黨的為政能力不但沒提升、改進，改革魄力也不但無增反減，說得多，做成的少，而且往往訴求改革的時機讓人質疑。更不幸的是，與高層家庭、親信有關的弊案接連被爆料，社會信心乃一再下跌，社會運動主力失望不滿之情急連上揚，雖未公開絕裂，但已難再為之辯護，更遑言熱情擁護。
在過去8年之中，批判性、改革型的社運團體不是沒有發聲公開批判民進黨，也不是沒有心帶疼惜之情，私下要求民進黨政府高層振作，不要再如此辜負公民社會的期待。但表面的政策宣示雖信誓旦旦，私下的爭取諒解，也不是沒有；但整體來說，民進黨因應社運訴求的心和力都不夠，也不懂得與民間力量借力使力，達成社運全面改革的深切希望。
其中，最讓人詬病的是民進黨在環保、福利、勞工這三大社運各種訴求的消極、應付和無能。在修憲、司法改革及教育改革這另外三領域也未有令人滿意的成績。所以在2008年的大選中，各種社運也只能默默地，以個別力量，忍痛再度支持。但已不見當年積極集體而理直氣壯的挺民進黨行為。
另一方面，在過去8年中，失去政權的國民黨，不改傲慢和特權心態，也不改抗拒社運的行徑，與各種社運改革力量毫無興趣對話，更別說有合作的意願。社運因此也對國民黨沒有任何信任或寄望。結果，社運與國民黨在過去8年的關係是一片空白！
威權心態不改的國民黨已再執政了近兩個月，馬上沒轉好，卻馬上變壞，同時，政府從上到下各級更不見有意與民間社運尋找社會改革對話的言行。但社運仍再坐視不管，不嚴加監督這個只換臉不換心的國民黨政府嗎？如果理性政策對話這條路走不通，是否還得走回1999年以前的抗爭路線？如果在野的民進黨在下台後終於又一再表態要與民間公民社會運動連接、修好、結盟，那麼社運又要如何有效地去重建信心，如何重建「盟友」關係？當該如何教訓民進黨謙虛和反省？
更重要的是，社運對環保、教育、福利、人權、司法、族群、勞工和婦女各項未完成的改革議題和訴求，在未來4年又該如何再發聲、再施壓、再行動？
以上就是此次民間公民社會運動團體再集結，嚴肅面對一系列重大議題和挑戰的原委和意義。我對它寄以厚望，也敬告執政黨的國民黨和在野的民進黨對此番社運的行動不要掉以輕心、等閒視之。
台灣草根力量與社會進步
顧忠華（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理事長）
一、前言：總統大選後的現況分析
台灣在2008年進行了兩次選舉，其結果都是國民黨大勝，民進黨大敗，而選後都有不少檢討的聲音，主要集中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如何貪污腐化、如何用人不當、又如何治國無能，最後導致支持度大量流失，甚至面臨了「亡黨」的命運。記得在2006的基層選舉前，我亦曾為文批判民進黨有著 「解除理想化」的危機 (如附件)，沒想到接下來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形嚴重，歷次選舉的節節敗退，雖然有一些「非戰之罪」的結構性因素，但是整個黨機器無法凝聚全黨戰鬥力，重建台灣人民的信任，應是最根本的敗因。
這裡的場合，是追念盧修一博士逝世十週年，盧博士生前呵護民進黨不遺餘力，尤其在生命的末期還抱病輔選，他的一跪造就了蘇貞昌當選台北縣縣長，也為民進黨2000年贏得政權創造了機會；但到了今天，卻眼見民進黨由執政高峰跌到幾近崩潰的谷底，撫今追昔，仍人不勝唏噓。
為什麼一個由草根崛起的政黨，當初代表著社會的進步價值觀，經過八年執政，竟會落到被貼上貪腐的標籤，並在立委和總統大選輸到只剩下「基本盤」，一點也沒有擴大政黨的社會基礎？難道台灣人骨子裡都擁戴威權、都不認同民進黨標舉的進步價值，所以一切回到了原點？而國民黨重新執政，對於「社會力」的收編與滲透是否會更加細膩、有效，以致另一個「新威權時代」宣告來臨，台灣的進步力量從此逐漸萎縮？
換句話說，我們擔心的是：民進黨由盛而衰，會不會也使得台灣自解嚴以後蓬勃發展的草根社會力跟著向下沈淪，讓台灣將來想要再一次藉由政黨輪替向上提升的機會趨於渺茫？這種比較悲觀的看法，的確瀰漫在不少民進黨的支持群眾中，更有不少人看著兩岸關係馬上向中國傾斜，卻因為國民黨完全執政，淪為反對黨的民進黨束手無策，顯得更加憂心如焚。台灣的國家、社會將來何去何從？民進黨經過八年執政，是不是反而瓦解了尚未執政前對於進步價值的堅定信仰？
當然，有不少人期待民進黨可以浴火重生，回到基層和草根群眾站在一起，從頭開始努力，扮演好在野黨的角色，以先進民主國家的例證來看，兩黨政治總有輪替執政的時候，所以不需要太懷憂喪志，這樣的看法算是較樂觀的。不過，我認為民進黨不等於台灣社會，民進黨想要「回到」草根，並不是那麼容易，尤其絕不能一廂情願，想像台灣的民間團體會張開雙手，歡迎迷途羔羊般的民進黨重回母親懷抱。事實上，許多論者已經點出，民進黨執政期間並沒有維持和民間進步力量的友善關係，民進黨享受權力的同時，包括環保、勞工、弱勢 (如樂生) 等等政策，備受社運界人士非議，想要再續前緣，新在野的民進黨還得放下身段，作出實質的表現，才可能重建彼此的信任關係。
二、回到過去：台灣草根力量的奮鬥史
時光倒流，回頭看台灣新興「社會力」蠢蠢欲動的時期，大約是1979年之後的十年。蕭新煌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一文中指出，自1947年發生「228事件」後到1962年，可算是「政治力掛帥」的階段，其後由1963年 起 (該年度工業所佔GNP比例超過了農業) 到1978年，則是「經濟力掛帥」，當時雖然有「鄉土文學論戰」、「校園民歌熱潮」、「學術本土化訴求」等現象，台灣本土政治菁英的政治改革運動也開始展露影響力 (以1975年出現「黨外雜誌」為例)，但是「『社會力』活動等範疇依舊狹窄得很，也頗為不成熟」(蕭新煌，1989：22)。
事實上，也正是歷經了政治與經濟力的長期掛帥和壟斷階段，台灣的社會力即使仍在戒嚴體制之下，也逐漸孕育出「反彈」的動力，嘗試透過各種「自力救濟」以及草根社會運動，一點一滴發揮制衡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作用。也是在社會力展現了具備「導航」實力的時刻，由「黨外」模式向民主進步黨轉型的反對黨運動，經常與這些民間的社會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共同向威權統治的國民黨進行一波波的抗議。
若從「國家 VS. 社會」的架構來分析，當時的國家已暴露出澄社所形容的「黨國資本主義」種種弊端，加上國民黨的「法統」和「反攻大陸」意識形態愈益經不起歲月考驗，整個「民間社會」醞釀著一股反動的情緒，成為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結構助因。 民進黨和社運界，有如戰友般扛著「民主」和「進步」的大旗，不斷交互運用理念論述和街頭動員兩種策略，推著台灣社會邁向政治更自由、社會更公義的目標。
回顧起來，當時的理想似乎青澀、行動不免激情，但是美好的願景如此誘人、奮鬥的意志如此堅定，這一群人代表了台灣的良心，也的確反映了民間的種種疾苦，從環保、人權、教改、婦女、勞工、農民、原住民、殘障者、消費者，到新約教會、老兵返鄉、校園自治，一連串的議題和一個個群體，都利用了各種戒嚴體制下的空隙，以機動戰、遊擊戰、陣地戰等等葛蘭西 (A. Gramsci) 提出過的形式，以「社會」作為基地直接挑戰「國家」的權威。
亦因此，我對於國民黨政府為何於1987年解除戒嚴的詮釋，較傾向於統治集團被動因應內外局勢的「惡化」，無法再一味壓制社會力，更在美麗島事件後，深怕本土意識高漲，最後若情勢失控，國民黨會被迫再度流亡，才願意以解除戒嚴換取統治的正當性，完全不是來自統治者個人的「善意」，更不應該讚揚其「英明」。
不過，解除戒嚴畢竟代表了一個不正常狀態的結束，台灣人民也以相當大的熱情充份享受新享有的「結社自由」，類似東歐國家在民主化之後，民間社團大量湧現，加入了沙樂門 (L. Salamon) 教授所稱的「二十世紀結社革命」之列。由解嚴開始，台灣的社會運動邁入另一個階段，我曾經以「社會運動的機構化」形容此一時期的特徵，也就是之前以非正式組織型態運作的社運團體，紛紛把握住新開放的組織機會，組成「非營利組織」，不是登記為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便是起碼依據「人民團體法」，成立正式的社會團體。 這一波大為增進了社運組織的制度化和專業化，使這類組織有能力永續經營，同時對於各種進步議題也能夠持續關注，展現出「公民社會」的多元面貌。
本文不擬贅述台灣社會運動或公民社會的成長歷程，只想延續前言中的問題意識，追問未來的進步力量會有何新的發展？尤其面對一黨獨大的國民黨，「社會力」或「公民社會」又有多少抗衡的實力，能夠有效阻止威權體制的復辟？
三、深耕未來：從社區到全球的再出發
黃武雄教授在1997年年底發表〈深化民主，發展新文化〉文章，提倡地方政府廣設社區大學，此一呼籲的背景是當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大勝，黃武雄教授認為是一個由「社區」開始啟動改革的好時機，第二年在陳水扁市長的支持下，全國第一所社區大學──文山社區大學──於焉誕生，到目前共擴展到近百所，對於社區居民就近學習，建立互通聲息的「民脈」網絡，與鼓勵民眾擔任志工、參與公共事務，都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目前在各地社區大學，都有推動草根民主的活動，譬如舉辦審議民主式的公民會議、進行區域性治水結盟、參與建構環島千里步道、並發展地方學研究等等，這十年，好在有社區大學，讓許多民間 (或政府) 具實驗性、前瞻性和本土性的「知識解放」構想，有了落實的機會。但可惜的是，社區大學資源十分匱乏，往往也只有少數社區大學投入理念的倡導，其影響雖說不能小覷，但相對於社會的保守勢力，社區大學還是如社會運動般，可說始終是在邊緣的戰鬥，憾動不了主流結構。
其實2000年政黨輪替後，黃武雄教授又曾應邀至總統府，發表〈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演講，他凱切指陳台灣教育「工具化」的問題嚴重，教育改革不應侷限在升學考試方式的變革，而應該致力於學生心智的釋放，並擬訂解決結構性問題的短、中、長期計畫，勾勒出教育未來的願景，藉由媒體向全國人民密集的作公開說明，尋求支持。另外為了具體發展公民社會，新政府應考慮大規模普設「社區中心」，以開放性的軟硬體設施，吸引社區居民參與活動，區內可設社區圖書館、文化中心、綠地及運動場等，並與社區大學結合，成為學習知識和討論公共事務的場域。在黃武雄教授的構想中，新政府若能引入社區中心及社區大學這類新生事務，對於社會價值觀的重建和提昇社區居民共同經營現代社會的水準和能力，將有莫大助益。(黃武雄，2004)
這些建言，包括黃武雄教授另提儘速促成「新媒體」，提供理性論辯的公共領域等「強化公民社會」的期許，似乎只得到冷漠的對待。或許執政者評估這些作法陳義太高，如對社區大學的支持只需編列預算即可了事，不必在法制化、文憑資歷及社區中心等其他配套措施上太費心思，以致台灣的教育改革和社區主義並未能真正取得民眾認同，八年中只有點放式的成果，無法呵成一氣，翻轉一般民眾的習慣和價值。既然進步性的價值缺乏承載機構，也沒有系統性的發展計畫，到最後甚至連文建會推動十餘年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也陷入某種疲態，驗證了黃武雄的擔心，因為他在上揭的演講中指出，「公民社會與社區主義，不能只靠虛幻的理想與口號，更需要實際的資源與適切的資源去催生。」如果社區主義缺乏決策權和長期發展的空間，社區發展工作者的熱情可能就會被「徒然消耗」。(黃武雄，2004:159)
在黃武雄文中形容為「台灣第三個希望年代」即將終結，留下的負面刻板印象，似乎來得比希望多了很多，而這可能是民進黨大輸兩百多萬票的根本原因，因為民進黨喚起了「期望革命」，卻完全沒能力回應民眾的需求，更傲慢地忽略進步知識份子由衷的建議。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澄社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多次直接與總統、歷屆行政院長有面對面的座談機會，澄社利用「萬言書」的格式，提出過各種具體的諍言。其中每次澄社皆痛陳台灣的「人民團體法」仍保留了動員戡亂時期的條條框框，背離了憲法賦予人民「結社自由」的基本權利，應該儘速大幅修改。但是行政部門層層推託，到現在還看不到一個修正案出爐。或許民進黨政府打從心裡就不重視「公民社會」，一切只以選舉考量為主，這樣的政黨，並沒有改變「國家」的本質，無怪乎人民分不清國民黨和民進黨有何根本差異了。
此次總統大選，本來部份民進黨的選戰策略，是企圖定位在統獨對決，或是「愛台灣」對上「親中國」的抉擇，但是國民黨「學乖了」，也不斷製造「愛台灣」、「台灣優先」的口號，乃至連「逆轉勝」活動也全盤抄襲，這種模糊戰略使得民進黨的「利器」全然失效，加上民進黨的公職人員平常不深耕基層，卻熱衷於派系分贓，這樣下來，民進黨脫離基層草根只會愈行愈遠，而敗選後不少人把責任全推給陳水扁總統，更顯示出急於切割卸責的心態，看不到檢討反省的誠意。公民社會將種種令人心寒的作為看在眼裡，日後還敢和民進黨合作嗎？
台灣這塊土地，原本便不是只有誰才能夠「愛」，亦沒有那個族群本質上就會比其他族群「愛更多」的道理，在這塊土地上逐漸成長茁壯的草根公民社會，不會去在乎這類「假議題」，而在未來會繼續由社區紮根，並進一步向全球公民社會連結，關心更廣泛的人權、環保、民主化議題。近幾年來，許多國際志工的資訊被社會人士和大專青年分享，象徵著台灣的草根社會運動也有機會與國際接軌，不只打開台灣民眾的視野，也可以將台灣的本土經驗推廣到國際舞台。或許，公民社會與全球連結，會比與民進黨連結帶來更豐碩的成果，除非民進黨能夠徹底革掉執政後的驕奢習氣，重新向公民社會來虛心學習、跟上腳步，否則台灣的公民社會早已蓄勢待發，將會把民進黨遠遠拋在後頭。
四、 結語
台灣的草根力量，包括進步的知識份子，原先對於民進黨執政有著高度的期待，但是民進黨將這部份的支持視為太理所當然，缺乏一種真誠和平等的「夥件關係」。如果用《小王子》一書中的隱喻，小王子終於悟到，他和玫瑰花的關係是需要「呵護」的，沒有這一層用心的、體貼的相互照顧，到最後雙方僅止於相互利用的關係，很難發展出理念上的完全契合。
環顧周遭，台灣的社會運動或民間非營利組織，大都仍是以中小規模在辛苦經營，在「第三個希望年代」證明是落空了之後，台灣的公民社會早就開始「自立自強」，以更大的努力做好份內的工作，譬如「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早早起步，無論年初的國會生態有何變化，就是要盡到盯緊立委一舉一動的職責。所以台灣持續進步的力量不會空轉，不像民進黨敗選後立刻陷入權力競逐的漩渦，這樣看來，台灣社會不一定需要民進黨存在，公民社會的「覺醒和自救」說不定更是社會進步的唯一動力。
【參考書目】
何明修，2006 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台北：群學。
李丁讚／林文源，2000 社會力的文化根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133-206。
黃武雄，2004 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收錄於顧忠華主編，成人的夏山 (社大文庫003)，台北：左岸文化。
楊弘任，2007 社區如何動起來？(社大文庫011)，台北：左岸文化。
蕭新煌，1989 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收錄於徐正光／宋文里主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
顧忠華，2003 社會運動的「機構化」：兼論非營利組織在公民社會的角色，收錄於張茂桂／鄭永年主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台北：新自然主義。
顧忠華，2005 解讀社會力：台灣的學習社會與公民社會(社大文庫005)，台北：左岸文化。
顧忠華，2006 民間社會新典範的崛起，收錄於蕭新煌主編，台灣新典範，台北：李登輝學校。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一環境保護運動再出發
環境保護運動 尋求新座標
主辦：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日期：2008年7月10日09：30-12：30
地點：台北市NGO會館
主持：施信民（台灣環保聯盟創會會長）
與談：依筆劃順序
王塗發（立法院前立委）
何宗勳（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前秘書長）
林子凌（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秘書長）
徐光榮（台灣環保聯盟理事長）
高成炎（台灣纖維酒精公司董事長）
粘錫麟（綠主張工作室負責人）
陳秉亨（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
陳曼麗（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張子見（雲林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
廖彬良（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長基金會執行長）
謝和霖（看守台灣協會理事長）
顏美娟（台灣電磁波防護協會理事）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整理：何宗勳、周育潔
由七個社運團體發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蕭新煌擔任總策劃「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第一場「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十日上午假台北NGO會館舉行，首場由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主辦。
座談會談論的主軸主要有三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探討2000年民進黨執政前與社運團體間的互動關係及2000年執政後與社運團體互動關係演變的回顧、檢討與展望；第二個方向著重在環保團體的整合及主體性問題；最後則是回歸人民，由人民出發，致力於走向更專業化、培育人才和公民教育的實施等。
主持人施信民開場並指出，環境保護運動再出發，其目的在於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進而達到社會運動力量之強大，保護台灣生態環境，其主要訴求在於，將自身理念化為政府政策與措施。但隨著政治社會情勢之改變，2000年前和2000年至2008年間，環境保護團體與政黨關係之演變，我們必需重新省思2008年後，環境保護團體之定位與方向。
人民力量最大
針對施信民的說法，幾個與談人紛紛做出回應。首先是綠主張工作室負責人粘錫麟指出，環保運動是在漸漸凋零，但從來沒有停止，因為現在的政經結構，環保運動不能再期望政黨，人民的力量最大。我認識一位女性要和連任很多次的里長競選，他一家一家的去拜票，結果才當選了，所以環境運動也必須從最底層努力才能造成影響。民進黨執政八年對環保政策的貢獻以及與環保團體的互動較過去是貧乏的，我們不能依靠政黨，現在的政經結構下，環保團體應該自立自強。反核健將高成炎則回應，社運團體的再出發與民進黨是毫無關係，重點是在於公民社會的覺醒才是社會進步的唯一力量。
環運要團結、傳承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曼麗女士亦表示，台灣的社會運動是需要反省和再出發，社運團體之間的反省也一直都沒停頓。可能因為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對民進黨有太多的期待，以為情況會好轉，但民進黨在處理事情時不能符合社運團體的期望，仍然讓人很失望。
我們需要創造各多平台，如：大學、社區、社團等組織化的平台，把那些大家都看得到的議題，做得更有專業的說服力，然後朝多元化的結合，與媒體，各部門、企業合作，減少我們自己的負擔。
國、民兩黨是缺少環境意識的右派
台灣環保聯盟徐光蓉理事長同意過去環保團體與民進黨關係漸行漸遠，徐理事長認為現在國會中的兩大黨都已走向右派，信奉資本主義，著重效率，然而，環保政策亦是國家發展政策之一環，民主政治下應有第三勢力空間，但不是說不與政黨合作，如果彼此理念相同亦有合作空間，若與該政黨組織多數意見相同 ，可以長期合作 ; 若只與其少數相同，也可由議題不同而形成個別合作。 合作的對象可以是政黨 、組織 、次級團體 ，更可以是個體戶。
關於各與談人的談話，施信民回應，省思過去，不可否認台灣就是有國民兩黨的存在，社運團體與主要政黨的互動是必然的現象，今天我們應該探討的是環保團體未來應該如何與政治互動，執政黨會深刻影響我們運動勢力的強弱與推廣，與執政黨對抗容易形成與在野黨的聯手，民進黨過去的確與社運團體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民進黨過去執政八年與社運團體的疏離也是存在的事實，因此，我們應該好好思考外來的策略到底是什麼。
找出環保運動的選票
前立委王塗發也說到，一般國家的發展都是依循：一、經濟成長走向犧牲環境，二、經濟起步之後兼顧環境保護，三、環保和經濟發展兼顧。過去民進黨執政八年為何會與社運團體漸行漸遠，主要原因是當民進黨是在野黨時，目的就是在監督政府、反政府，所以與社運團體合作固然有利，只是當民進黨執政後，所作所為都需考量到所有層面的因素，因此社運團體的期望也無法如願以償，兩造雙方因而產生摩擦。
環保團體有其主體性，不可能全部寄望於政黨，只有透過不斷合作與磨合才能發揮力量。更重要，環保團體要找出自己選票、支持者，政黨是很現實，有選票就影響力。應該要發揮人民力量，絕對是環境運動成功要素。
環保團體應該深切自我反省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秘書長林子凌則表示，社會運動有一些的脈絡，心態問題很重要。現任DPP黨主席蔡英文說：DPP再執政時，我們會準備的更好。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已經在野的DPP竟然連在野的準備都沒準備好?談什麼再執政得準備？這是什麼心態？民進黨八年執政早已放棄民間團體，民間團體反而放不下民進黨，NGO應自我反省，現在我們應檢討的是自己，不是檢討別人。
台灣沒有對環境友善的產業政策
對未來環保團體應努力的方向，各與談人也紛紛提出自己的想法，首先是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先生說到，政府常為了經濟發展而實施一些危害台灣環境的經濟政策，包括陳水扁時期的台塑大煉鋼廠和中科等，讓當時的環保團體猶如無頭蒼蠅般不斷救火，由此各，環保團體更應積極串聯。
應思考如何把餅做大
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陳秉亨也表示，環保團體是應該與各界及和彼此串聯。他指出我們應該注意國會與地方團體的配合，應思考如何把餅做大？全國NGOs環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是否可以多辦幾次？甚至座談會亦可在各地方舉辦等。
政府應該積極創造有效對話平台
而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廖彬良執行長也表示政府與民間也不是不能合作，他指出2006年前後花費半年由下而上，充分討論，舉辦「國家永續發展會議」。環保團體與政府部門捐棄成見合作，雖然有很多重大議題結論不盡滿意，但也達成兩百多項共識成為政府施政綱領，在行政院永續會列管。
環境運動需要大戰略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前秘書長何宗勳執行長表示，他觀察2003年以後台灣倡議型民間團體普遍問題是：本位主義、英雄主義、排他性以及資深制。這些因素也造成環保團體之間及其內部都有嚴重斷層。現階段欠缺整體戰略與有系統計畫，讓社會運動無持續性。僅就單一議題討論，卻無後續整體發展，要改變現有政策，應全面思考發展出一套結合媒體、人民、專家和行動的方式向政府表達人民的心聲，而台灣環保團體之間的整合更是未來應努力的方向。
環境運動應積極與生活飲食結合
電磁波防護協會理事顏美娟女士同意環保團體應該整合的概念。她指出環保團體可參考主婦聯盟的多元且完整的組織架構，讓環境保護團體相互連結有著力點。現在環保團體內鬥比外鬥激烈因此必須團結才有力量向政府抗爭，發揮影響力。而民進黨之失敗，在於沒有承認失敗的勇氣，故未來不能再依附政黨資源，客觀且公正表達意見。
從基層扎根，向上發揮力量
雲林環境保護聯盟張子見理事長表示，目前環保團體缺乏中心思想和運動的理論，我們欠缺國際觀和主體性，也缺乏策略和服從紀律的觀念，環保團體根本是ㄧ盤散沙，各言其說，如此要如何和政府對抗？我們又應該把台灣環境保護的未來帶向什麼境界？這是我們應該省思與改進的問題。
台灣環保團體的困境除了政治及內部問題外，還有人才流失、專業化不足造成力量不足的現象。張子見理事長就說到，我們只找精英大學的學生來教育訓練，但當他們出社會後，他們成為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就不再關心環保問題，我們應該從更多大學甚至是一般民眾做起，從基層扎根，向上發揮力量。而王塗發前立委也建議環保團體若要重新出發，應該要控制社會人民力量，並且強調其組織的理念和主體性。
何宗勳前秘書長亦提到，目前必須先從小規模處整合，定期聚會，近程以2012年為指標，建立新的藍圖。此外還需為未來加入的子弟兵，提供生涯藍圖，以此吸引新水注入，更要規劃草根大學，於寒暑假為大學生設計專業且創意課程，否則未來有泡沫化的危機。
在與民眾結合方面，顏美娟理事提出環境運動可以與農民運動相結合的方法，尋找願意保護台灣土地之小農，提供銷路已扶持其經濟成長，茁壯實力。
如何專業化的建議徐光蓉理事長認為要走向專業化，可由專注議題著手，例如定期舉行檢討會，因為意見的溝通可了解彼此之間的差異 ;亦或是經由法律途徑解決相關議題或爭議。
謝和霖理事長也說到，環保領域人才少，畢業的人因為工作待遇關係所以投入社運的不多，我們需要專業的工作人員，但資源的來源則須再想辦法。
為了保護環境，政黨是不能放棄
最後，中研院社會學研究員蕭新煌老師將各與談人的建議做個總結。蕭新煌指出，不管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做的不好，我們大家是可以批評，但卻不能就此放棄他們，因為台灣的政治就是這兩黨在操作的。
他談到現今環保團體應改善者不外乎是戰略之檢討、區域聯盟、從人民出發，化小為大發揮力量，內部應檢討者除了邁向專業化和培育新生代、資源的整合外，與外部的結合，找出政府中或政黨中還有合作可能性者等，也是未來環保團體應著力之處。
本文已登在TaiwanNews周刊第351期2008.7.17-7.25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二：台灣教育改革的反省與展望
教改教改 還要怎麼改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
座談日期：2008年7月17日09：30-12：30
座談地點：台北市NGO會館
主 持 人：顧忠華（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創會會長
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長）
與 談 人：依發言順序
吳忠泰 全國教師會理事長
簡淑慧 反高學費聯盟總召集人
丁志仁 中華民國教育改革協會常務理事
謝國清 全國家長聯盟理事長
周志宏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教授
張則周 台北縣板橋社區大學主任
馮喬蘭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王顥中 中學生學生權利促進會代表
整 理：郭美君、詹嘉紋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二『台灣教育改革的反省與展望』於7月17日上午假青島東路NGO會館舉行，本場次由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與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共同主辦，社大全促會創會理事長顧忠華擔任總主持人。本場次將分兩階段進行，這次座談會邀請長期關注教育改革、以行動實踐改革理念的民間團體進行與談。並從整體的價值觀、理念、教育現場、政策制度等面向，探討十年教改的成敗。
重新搭起政府與民間的對話橋樑
主持人顧忠華一開場即向與會者透露一則新消息，即教育部鄭瑞城部長希望未來針對不同教育議題定期舉辦公共論壇，與民間團體有更多溝通互動，因此，教改團體可以好好把握此機會，與公部門、社會大眾展開更積極的對話交流。
十年教改的成績檢視
十年來的教育改革改變了什麼？是否進步、如實承諾實踐改革？顧忠華認為可以從四個面向進行審視，一為社會的價值觀，二為制度面，三為政策是否貫徹教改理念與訴求，四為教育現場的實際執行層面，包括師生關係、校園內的權力關係等，而今政黨輪替，教改運動是否將展開新的形式？社會運動的力量有何機會與動力，是否有新的重心及方向？整個台灣的教育環境，是否能有「二次教改」等，皆是值得所有關心教育議題與發展者下一步關注的課題。
利益團體干涉
導致教育政策推行延續性不足
從政策施行層面來看，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任教的周志宏教授提到1994年之後台灣教育法制開始有重大發展，然而後來有幾次法律的全文修正反而有點背離教育改革關心的主要取向，他指出，教育部政策的形成有一貫性和延續性，過程中必然會視社會需求而調整，即使形式上符合教改需求，但由於原初的理想並未完全被採納，因此實質上未必能達到教改的效果；部長的更替更不見得會導致政策重大改變，政策主導權其實不在教育部而在立法院，而立法委員背後代表的則是利益團體，所以說利益團體才是影響我們政策施行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而在國民教育階段，最大的爭議則是中央與地方權限化的問題，角力不會因政黨輪替而消滅，仍持續存在，只要有不同政黨執政，權限爭議即不易達成。此外，還有很多重大議題皆在立院受到阻攔，包括教師勞動三權的行使、家長參與教育法制化至今仍未見成果，教育的創新、實踐的鼓勵，公辦民營、另類教育的法制化等，皆未完全達成。
經費不足，政策大打折扣
全國教師會理事長吳忠泰以提問方式問在場與會者，現今社會大眾高度依賴媒體接觸教育議題，但媒體的報導真能反映教育的全貌嗎？是否能以此評斷過去教育的成或敗？從而省思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影響。而全國教師會長年穿梭在國會、社運團體、教育部政策決定委員會中的觀察，看到了很多政策往往由於經費不足而大打折扣，感嘆教育政策的推行若要能成功，實必須「天時地利人和」；此外，中央與地方的爭議，也造成協調費時，從教師角度談教改，吳忠泰認為，教師不僅是政策參與者、監督者、也是執行師，需加強與社會的對話。吳理事長同時表態支持中小學教師應課所得稅，才不致形成稅制不公現象。
教育經費不足
反高學費聯盟總召集人簡淑慧指出，在WTO之下，台灣為了配合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發展，教育走向自由化、市場化，反高學費聯盟即是反對教育往商品化、營利化方向發展，而且高學費問題不只存在於高教，其實幼教比高教還嚴重。而去年辦理就學貸款已超過72萬人，顯示高學費並非個別貧窮問題，而是稅制不公的問題，目前的稅制有利於大企業，等於是政府幫其節稅，而國家的教育政策以成立技術學院、培養科技、半導體人才為主，有忽略文化藝術領域人才培育的疑慮。簡淑慧認為，爭取教育預算的來源，把餅做大，而非在同一個餅裡面跟其他社會福利預算排擠，才能解決此問題。
扭曲的價值觀
除了政策層面，若從教育現場觀點來看，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以幾則數據顯示，目前我們的國高中、小學使用參考書、測驗卷、以及早自習考試的頻率仍十分頻繁，然而，仍有學生認為：「每天考試本來就是如此，雖然痛苦但必須接受。」她擔憂，當學習主體習慣了這些違法的事情，欲再矯正已變形的身軀，學生反而會抗拒、覺得我們是在扭曲。她另舉例，人本曾到某國中追查能力分班，站出來希望常態分班的老師與人本卻遭到家長攻擊，甚至連老師也不希望取消能力分班，顯示升學主義及菁英主義的依然盛行，如何使國中校園教學正常化，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提高大人的素質
才有可能改變孩子
而全國家長聯盟理事長謝國清以學生家長身分討論這個問題，據他觀察的結果發現，在教育現場經常出現違反教育核心價值的情況，例如體罰、使用參考書、能力分班等問題仍舊存在，他的孩子曾跟他說：『我們的人類一定會一代不如一代，因為大人們都說話不算話。』由此可看出，學生日日在如此教育環境裡，不斷接受到這些「訊息」，受到的影響很大，同時服務於社區大學的謝國清認為，教育體制是整個國家的責任，因為體制其實是整個社會的教育價值觀之延伸，並指出大人的品質應提高，積極讓成人世界有更多的改變，才可能進一步去改變孩子。
培養人民公共性
讓台灣社會與國際接軌
針對提高成人素質方面，中華民國教育改革協會常務理事丁志仁認為，我們應該走出戒嚴，邁向公共化。想要走出由政治控制的教育，就必須提昇人民的公共性，因為人民的公共性不增加，政治就失去了它的意義。目前的教育改革看來似乎是有在開倒車的傾向，要如何建立不用考試成績來評比個人成就等價值觀認同?他提出幾個建議:一、盡量催化國際影響，不故步自封。二、盡量扶植教育現場，構成教育專業新底層後才有力量往上。三、所有NGO團體在經營技術上進行軟體升級，組成橫向串連的力量。
教改有成也有敗
仍需繼續努力
談及十年教改的成或敗，台北縣板橋社區大學主任張則周指出1994年410教改運動大遊行後，已有改進的部份包括：制定了未盡理想的教育基本法及相關教育法案；增設公立幼兒園；學生權益獲得維護；家長的教育參與權、教師的自主權皆獲得提升，教育機構與官員的威權心態已獲改善；社區大學的籌設，使成人成長的機會增加；由於民間改革團體的日益增加，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正面影響輿論，提升了民眾的公民意識、民主素養。
退步之處，包括：政府並未重視及落實民間教改團體所提的結構性教改具體方案，只在枝節的問題上著力；全國總預算分配不合理經費編列不足、運用不當；升學壓力依舊；公立高中、綜合高中以及完全中學增加很少，未符合普設公立優質高中的理想；中小學每班人數降低速度極慢；一般學生及民眾普遍缺乏理想及批判、反思的能力，更缺少經過思辨後建立屬於自己的價值觀。
他認為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兩件事，一為儘速使台灣每個孩子脫離貧困及升學煎熬，都有機會進入免試及優質的社區內公立幼兒園與中小學接受13年國民基礎教育（3歲入學、幼兒教育2年、小學5年、中學6年）。二為盼望發展中的社大能與所有進步的NGO、志同道合的夥伴結合，從整體改革思考、取得共識、互相支援、共同監督政府，並督促政府做徹底的改革
靠社運團體深耕基層
中學生學生權利促進會代表王顥中從學生角度看教改，指出過去十年有許多進步的政策、指標性的法案，如九年一貫、小班小校等，然而社會大眾對教改成效觀感並不好，而且這些議題原本由民間力量發起，最後卻變成民進黨的議題，主導性掌握在民進黨手裡，是社運團體必須正視的問題，他認為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深耕基層，如果教育理念很高，但教育現場無法跟上腳步，是社會團體的責任，因此應從老師、學生著手，從各社團的草根群眾進行深耕。
聽取人民聲音
在座談會的最後，主持人顧忠華總結表示，台灣教育改革的運動剛開始是因累積了過多壓力，不得不爆發的結果，但之後許多教改團體提出了進步的訴求，卻也遭致強力反彈，如一綱一本或多本的爭議，即反映了「超前立法」和執行方式未配套的問題。今天從不同層面來討論十年教改的成果，我們發現有許多突破、改進之處、但仍有更多問題值得大家深思以及著手改善，政府部門所應該做的是要將民間創意吸收成政策，針對不同的議題要用不同方法去做，而民間團體也要互相串連，發揮監督政府的力量，使我們的下一代不再積非成是，能真正享受學習的樂趣。
本文已登在TaiwanNews周刊第353期2008.7.31-8.8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三：社會福利運動的回顧與展望
主辦：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日期：2008年7月25日09：30-12：00
地點：台北市NGO會館
主持：紀惠容（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與談：依筆劃順序
林萬億（台灣大學社工系教授）
孫一信（陳節如立委辦公室主任）
曾巨威（政治大學財經學系教授）
葉大華（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簡錫堦（和平基金會執行長）
整理：陳朝政
「談到社運，目前真正可以上街頭的，只剩年輕人與婦女；老人、老農都被買通了，政府對年輕人還不知道怎麼賄賂，而婦女是不被關愛的一群。」面對社會福利運動的回顧與展望，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蕭新煌表示，上街頭是為了改革政策，而非為了上街頭而上街頭。
那麼究竟什麼制度的改革，有必要動員民眾力量走上街頭？由七個社運團體發起，蕭新煌擔任總策劃的「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座談會第三場「社會福利運動的回顧與展望」，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於台北NGO會館舉行。
座談會主持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開場時提到，過去民進黨執政的八年，究竟是使社會福利團體感到無力、充滿困境，或是「打了美好的一仗」？如今國民黨重新執政，前陣子先是勞保年金通過，而郭台銘也說要捐一千多億做公益，對社會福利到底有沒有幫助？
日前，行政院院長劉兆玄在一個工商團體聚餐的場合中，表示要減稅。這令社福團體很緊張，因為究竟是要減誰的稅？而國民黨政府在一些社會福利制度上的改變，也令人非常擔心。
座談會中，目前任職陳節如立委辦公室主任的前智障者家長總會副秘書長孫一信則表示，若是不擴大稅收，社會福利預算也不可能增加。
「劫」富濟貧，追求真正公平正義
可見稅制不僅攸關社會公平正義，更有可能左右社會福利制度的品質。行政院稅賦改革委員會副召集人、政治大學財經學系教授曾巨威指出，台灣這幾十年的發展，漸漸可以發現有個趨勢：如果計算個人平均稅賦負擔，不論跟其它國家相比，或是和自身從前相比，客觀數據顯示並不算重。
然而，若是問到主觀的感覺，便發現這樣的客觀數據，顯然與生活經驗不相符。為什麼主觀感覺稅賦負擔很重，但客觀數據卻相對得輕？這個落差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經過分析後我們發現，平均數字很低，不代表每人所負擔的租稅分配合理，如果有一個人繳1百塊，一個人沒有繳，平均繳50塊；從50塊來看，跟其它國家比並不算太高，但繳1百塊的人卻覺得很重。
雖然平均帶給我們客觀數據，但大部分的稅賦集中在一般市井小民，所以當詢問他們的主觀感受時卻會覺得負擔沉重。由此可知，平均稅賦是被不繳稅的人給拉低下來。
這個問題是台灣最近十幾二十年來，造成租稅惡化現象的嚴重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改革稅制，而改革稅制的答案很簡單：就是讓不繳稅的人繳稅，目前承擔大部分稅賦的人，要能夠降低負擔。只要符合這個基本方向，改革目標就正確並值得追求實現；要檢視台灣稅改，也就是要從這個角度進行檢驗政府政策，是否朝這個目標去落實。
所以，我們鎖定的目標就是那些有錢人，要讓不繳稅的富人能夠納進來、無從規避。因此推展最低稅負制，只要所得達到某個標準，最起碼稅賦便不能低於某個數字；不管多有錢，經過計算，所繳的稅絕對不會低於某個數字，讓不繳稅的有錢人再也不能不繳稅。
要使富人再也不能肆無忌憚的不繳稅，就要把所有他能利用的減稅管道填補起來；但既然能享受到這些利益，其力量一定很大，也因此，既得利益者絕不會讓你從根本改變問題。所以，我們利用先進國家的經驗，採行最低稅負制，快速、暫時性的解決這個問題。
此外，台灣還有個問題，那就是窮人繳交過多的稅。因此，我們下個目標就是減輕窮人的稅賦。
對此我們提出新的政策——EITC，就是「勞動所得退稅」。這個制度在很多先進國家已有長期實施的經驗；這個制度希望透過結合租稅和社會福利制度，使低收入、低所得的貧窮家庭，或是貧窮之外還要扶養小孩的家庭，能得到更多的退稅與補貼。
原則上，此項政策能配合最低賦稅，就能真正的「劫富濟貧」。
用「左手」為台灣勾勒藍圖
「如果要靠藍、綠兩個政治團體，構思台灣美好未來的藍圖是不可能的；因為不分藍、綠都不可能偏向強調左派、強調公平正義的社會團體。」曾任立委的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錫堦說。
他表示，資本家有一套說法：社會福利會讓人依賴，依賴使人懶惰，懶惰則會拖垮國家發展。
乍聽之下似乎合乎邏輯，因此要是沒有從最基本的論述開始，根本無從批判起。我們要用理論的基礎、社會的語言，形成衝擊，成為推動的力量。所以台灣應該學習瑞典。
瑞典的社民黨是一個左派的團體；他們發動罷工最多的團體，執政後使勞、資、政的協調平台成立，就變成罷工最少的團體。
瑞典維京人，過去是海盜國家；與台灣先民渡海，強韌與冒險患難的精神差不多。瑞典受路德教派影響，重視家庭、道德與對貧窮的照顧；台灣則受儒家文化影響，台灣文化中也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觀念。無奈的是台灣左派運動很差，主要還是因為多是中小企業，無法產生良好的勞工運動基礎。
所以要學習北歐，國家藍圖很重要，為什麼北歐國家繳這麼多的稅，沒有拖垮財政？台灣並非要完全複製北歐，只是裡頭的價值如何實踐很重要。
例如現在國防預算太高，我們就提議用非武裝國防代替武裝國防；要杜絕貪腐，透明化的監督就很重要，但沒有罰則的《資訊公開法》卻很糟糕。
政黨很現實，只看這四年，而不管百年之計。我估計，年底老農津貼又要加碼，因為又準備要選舉。政黨只想短線操作，一旦這一代退休後把錢都用光，舉債將愈來愈困難。
因此，社運團體要準備好藍圖，對國家有夢想，為下一波運動做好準備！
婦女與青年將是未來運動主力
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認為，雖然「正義」與「永續」是馬英九總統競選時，社會福利政策上的兩大目標，但目前完全看不到。
然而，國家的社會福利工作外包，也導致社會福利運動的萎縮。有愈來愈多社福團體，明明不是機構，卻也去承包服務，在盲目委託的情況下，從監督變成被監督，也消耗了論述的力量。
我認為，解套的方法是分流：民間組織接手社會福利委託，就要做好打算，設定範圍；而社會福利團體還是要走回來從事運動、進行倡導，如此才不會讓社會福利運動的火苗快速熄滅。
因此，社會福利運動必須擴大結盟，重新集結；沒有重新集結，在這個完全執政的環境下，與之相對的聲音便幾乎沒有空間。只有重拾舊路，不斷透過便利的網際網路，把正確資訊、應該的了解傳播出去，喚醒民眾，利用各種管道施壓。
因為馬英九、劉兆玄比較愛惜面子，不能夠容忍一些騷動，或讓他們覺得礙手礙腳，社會運動就是要針對訴求對象的弱點施壓！
如果這些都沒辦法，我們只好上街頭。
但未來的群眾基礎在哪裡？當下勞工運動的基礎幾乎完蛋；而老人面對老人年金，應該會感到有點保障，但是從老農年金中被岔開，國民年金的崩盤將可預見，而老農又隨時都有可能被加碼。
身心障礙者呢？《身心障礙保護法》通過，幾乎不可能讓身心障礙者上街頭。
所以只剩下兩種可能，都是未來要去面對這種情況的人；日本婦女在1980年代走上街頭，逼出長期照顧制度，未來如果台灣長照系統變成長期照顧保險，長期照顧的重擔最可能落在婦女身上。
其次就是目前沒有什麼好賄賂的年輕人。
社會運動團體應針對制度性的改革努力，對可能會受到更大傷害的弱勢者，以及未來的一代努力發聲。
體制內、外改革多元並進
以實務經驗回顧社會福利運動的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也同樣認為，稅改運動能夠成為未來社會福利運動一項很重要的切入點。
她認為，就社會運動組織的立場，民間團體過去八年來與民進黨跳雙人舞，從早期體制外跳街舞走向體制內的壓力團體。這段期間主要有兩個面向的施壓；其一，2000年後成立的社會福利委員會，後來更衍生出審議式民主的機制。
這些機制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民間參與政策，將各種倡議議題放進去，但受邀的多半是聯盟性質的團體。相較之下，地方團體的參與機會便沒有那麼多。
其二則是社會福利績效考核。因為有制度考核績效，才能清楚檢視國家資源分配。這部份也與稅制改革有關，因此不少多社福團體呼應泛紫聯盟的訴求。
此外，由民間組織看待「馬上拼經濟」的政府，以及政治發展的過程，有幾個契機可以掌握。首先是跟企業的合作；過去民間組織和企業多半是對抗的關係，只有在募款時有需要才合作。但目前有個新的趨勢，就是「企業社會責任」，這是否會產生新的合作？
此外，體制內是否要繼續參與這些委員會的行程？參與這些會議也相當消耗團體能量，尤其一般組織的人力都很不足。最後，很多人都在關切，到底是要回街頭，還是繼續在體制內抗爭？我認為，應該要多元並進，同時持續跨議題的合作，並積極培育NPO人才。
區域結盟，加強地方監督能量
孫一信則建議，當立法院安排相關議程討論時，必須去關注，哪些法案是錢坑法案，哪些又不符合公平正義？「很多魔鬼都藏在細節裡面」，社會福利法案也是如此。
其次是地方層次的監督。大部分的社會福利法都已經通過，但地方執行層次遇到非常大的問題；像是透過招標延宕，讓前半年都沒有辦法提供服務，或是用名額限制，讓很多人無法請領津貼。
第三點則是形成區域式的聯盟。地方縣市的團體，經費和生存都掌握在縣市政府手裡，要針對地方政府進行批判有困難；但全國性團體要去面對二十五個縣市也有難處。因此，建議將台灣分成六區，讓區域內的團體能夠向上提昇。
尋找新盟友，強化監督力量
座談的最後，蕭新煌綜合與談者的意見認為，2008年將是很關鍵的一年：過去八年的老盟友沒有做得很好，讓人失望；當年一直都不是盟友的國民黨又贏了，會不會變成新的盟友，還是根本不甩你？這些過去的盟友該怎麼辦？難道對國民黨就放棄了嗎？
民進黨說要重新回到公民社會，並對社會團體發了一封信，信中說：「如果我們做得不好…。」但這不是「如果」，而根本就是事實！連如果都不敢拿掉，怎麼可能相信要改過？
此外，國民黨過去八年從不理會社會運動團體，團體應該批判這點，所以要找路線，要找盟友。但就像林萬億教授所說，目前真正可以上街頭的，只剩年輕人與婦女：老人、老農都被買通了，政府對年輕人還不知道怎麼賄賂，對婦女則是連甩都不甩，婦女是不被關愛的一群。
上街頭是為了改革制度，所以不排除上街頭，但並不是為了上街頭而上街頭，何況上街頭是很辛苦的事情。無論如何，制度、法令通過了，接下來就是要進行監督。
本文已登在TaiwanNews周刊第354期2008.8.7
族群運動 不是政治附庸
主辦：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
日期：二○○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地點：台北市NGO會館
主持人：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與談人：依發言順序
紀駿傑（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孫大川（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徐正光（考試院考試委員）
楊長鎮（前民進黨族群部主任）
邱雅青（南洋姊妹會執行秘書）
吳佳臻（南洋姊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
紀 錄：周育潔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座談第四場以族群為主題，會中將以台灣兩大族群─原住民及客家人，與新興族群外籍新娘為三個討論主軸，探討台灣過去族群運動的歷史，與民進黨之間的關係以及未來該何去何從，如何自我定位、找出自我認同，又如何避免成為政治下的犧牲品等。
主持人蕭新煌開場並指出，呼應「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們必須要有充分的史料，像是《台灣原住民民族運動史料彙編》、《台灣客家運動二十年》、《Taiwan
News》新一期一篇討論新移民的「他鄉變故鄉，融入新台灣」的文章等，這些文獻資料都可成為我們的參考，以此為著眼點探討台灣族群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新政權如何看待原住民問題
座談會首先由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紀俊傑發言指出，自己過去不斷從事原住民研究，有一個詞可以跟大家分享─「熟漢」，過去漢人稱原住民「生番」、「熟番」，我叫自己「熟漢」，期許自己能離原住民近一點，希望跟他們一起改變處於弱勢的現狀。接著，紀駿傑談到台灣原民運動始於台大高山青社團在一九八零年代的發聲，經不斷努力，政府設置了原住民委員會，甚至在憲法上有重大改變，尊重多元文化，台灣是世界上少數國家中在憲法層級上規定是多元國家的，原住民的努力不只為了自己，更為他人打造一個新未來，紀認為這是很了不起的。二○○○年的時候，前總統陳水扁與原住民簽定新夥伴關係，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開始，現在二零零八年政府輪替，新政權如何看到新問題？是否願意往多元文化國家邁進？這是值得大家深思並觀察的。
原住民族當前課題：重建主體和自我認同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孫大川回應前者的看法，他指出關於原住民的部分，他認為原住民經歷四百年來的被欺壓，導致語言、文化甚至人格崩解，原住民失去主體人格，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重建主體和自我認同。
回到原住民的主體性問題，過去原住民主體性經過四個層次的翻騰，第一層次是日治時期，原住民的主體性還很清楚，所以當時仍有很多原民抗日運動，日治時期原民彼此分別獨立，但日本政府為原住民做出識別，原本每個部落都有其特殊性，現在卻被迫要將自己歸屬於哪一族，孫大川認為，現在就是要做超越部族的識別，以回復原民主體性。
第二層次是在一九三○年代，日本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將一些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對外作戰，日本政府將這群過去漢人稱之「草頭番」的原住民改名成「高砂族」，將原民文化與日本神話傳說結合，企圖消除原住民的自我，到皇民化運動最烈的時候，許多原住民都認同日本帝國。
隨後一層次的翻騰是一九四五年以後國民政府來台時期，當時政府的政策是山地平地化，改漢姓、說漢語等，徹底壓縮原住民主體，直到一九八○年代原住民運動興起，才漸漸恢復他們的姓名、語言、土地、文化、教育等。
擴大本身實力 強化自我主體
接下來孫大川談到原住民內部的問題，他認為原民固然擁有一些權利、資源，但如何分配是一大問題。另外，過去原民運動一直以歷史建構原住民，探討從漢人統治、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統治下的過往，雖然對原民運動有幫助，卻也形成束縛，如何重新建構自己的知識系統是未來要努力的方向，最後，孫認為不管哪個政黨執政，這些政治人物始終綁架原住民做事，如何不被綁架，成為政治下的犧牲品，擴大本身實力，強化自我主體，是我們應好好思考的。
八○還我母語運動，開啟客家族群運動
一九八○年代以來，台灣有兩種性質的社會運動，即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在這當中客家運動一直是非主角，但卻扮演重要的角色，這裡比較不牽涉族群問題，而是關於基層的問題，過去以來我們的社會有結構性問題，財富、地位、階級不平等，而社運就是要突顯出這些不平等，把不公平變公平。一九八○年代的客家還我母語運動，是客家人作為一個台灣族群的運動，是試圖找出自我價值的運動。
客家文化復甦運動就是把過去被歧視的文化回復，客家人在史料上如同原住民一樣未被記載，我們無法藉由史料來找尋自我定義。現在，客家文化復甦運動採傳統式定義，以血緣、語言、地緣，生活方式、文化等作為建構認同的基礎。過去日治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都厲行同化政策，大量客家語文消失，當一族群文化、語言消失，其作為一族群的基礎也消失了。徐認為如何提升客家語文是很重要的，以上是以根基論觀點來探討客家運動。
認識彼此，消除歧見
談到客家運動與政黨間的關係及未來走向，客家運動在台灣的歷史雖短但卻最早達到其目標。客家運動經二十年的耕耘，現已被公權力取代，不用再走上街頭。此外，客家運動亦被選舉納入，候選人提出客家政策白皮書，將客家運動的訴求與政策連結，企圖擴大選票來源，客家運動淪為政黨工具，逐漸失去社運自主自發的力量，因此，客家運動急需建立自我認同，透過教育方式回復語言，這點家庭與社會的輔助是很重要的，然而這個方向要走的路還很長。最後，跟原住民相同，客家人亦處於社會的弱勢，國家通過政策保障原住民及客家人的資源享有與分配，但卻有人認為原住民與客家運動是封閉的，並且排擠資源分配，針對這個問題，徐正光認為應該透過積極主動方式，與他人交流、結盟，藉由認識彼此，消除歧見。
回應徐正光委員的發言，主持人蕭新煌指出，現今原住民運動最重要的是找回自我認同，而客家運動則把重點放在文化復甦，與台灣文化一併成長，客家認同台灣不會只講台灣的好，亦指出現在台灣社會不好的地方，期望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前民進黨族群部主任楊長鎮發表他對客家運動的看法與了解。他認為客家文化復甦雖然重要，但客家運動的自醒也相當重要，回到主辦單位所提的問題意識，討論的重點在不同政黨與客家運動的關係，民進黨八年執政，社運團體與民進黨漸行漸遠，民進黨已遠離社運家，和資本家站在一起，我們一直欠缺問題意識，不曾想到政黨會走向世俗化，民主競爭的政黨會被選票利益驅駛，我們的問題就在於太把焦點放在政黨上，太依賴政黨而忽略掉社會是不同民意衝突對話的過程，例如：國家制定土地復育法，原住民認為這是會讓他們走上絕路的法律，而環保團體卻未站在原住民立場，只是一直主張環境保育的重要，這就是兩個不同民意衝突卻未好好對話的結果。
楊長鎮認為社會上對原住民充滿著誤會與不解．甚至是冷漠．這樣的情況將使台灣多元文化的口號名不副實．社會不同民意間沒有誠意的對話．導致社會上弱勢的出現．社會上弱勢的問題其實就是多數造成的．所以大家應該拋棄冷漠與壓迫．彼此溝通．重新認識弱勢者．社會才能逐漸走向公平正義。
不應淪為被操弄的魁儡
楊長鎮繼續說過去我從事原住民運動、客家運動面臨的問題，第一個是必須不斷說服政府，尤其在資源分配這一塊，社會文化的支出被嚴重擠壓，如何讓國家資源能更公平的被分配，是我一直致力的目標。再來是政府可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政府公權力不應介入私領域，在公共領域這塊，政府應努力讓社會各份子得到該有的資源照顧，翻轉弱勢族群在社會上的形象。另外，政府也應該提供弱勢族群發聲的空間，讓他們有自己的電視台和廣播節目等。第三是客家運動本身的問題，客家人應建立對本身族群文化的認同，作為自己的主人，客家應以自己的語言為台灣做事，自主獨立不成為政黨政治的工具，我們應扮演影響政黨的角色，而不是淪為被操弄的魁儡。
政府多以外來者的心態來管理新移民
探討完台灣的原住民、客家運動後，接下來由南洋姊妹會執行秘書邱雅青說明最近十年的新興族群─外籍新娘目前在台灣的處境。她指出新移民是在一九九四年後陸續進入台灣，當這些移民進入台灣時，政府並沒有一個完善的規劃，政府多是以這些新移民是外來者的心態管理，因此這些新移民難以自立自主，得到的資源也常非他們所必須。新移民來到台灣的問題除此之外，最大的仍是語言問題，邱雅青提到，台灣人總要外來者學自己的語言，但台灣男人卻不學自己配偶的語言，她認為這是很弔詭的現象。
關心新移民 需要將心比心
為了幫助這些台灣媳婦，南洋姊妹會在二○○三年成立，其先驅是一九九五年由高雄縣美濃愛鄉協進會所創的『外籍新娘識字班』，創立目的是以學習中文為第一步，建立學習的平台，協助新移民走出困境，建立互助網絡，並與大社會對話。識字班提供新移民女性語言學習的機會，提供相同處境的新移民女性，在生活空間上能有更密切的聯繫，互為姊妹、朋友、家人般的彼此關心，成為在他鄉異國的支持網絡，並突破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對新移民女性的偏見與歧視，例如：社會上常有人認為外籍新娘不識字，因此對小孩的教育會有不良的影響，小孩無法直接與母親溝通，或是因為小孩只懂母親的語言，而使他無法跟外界連結。很多台灣人甚至是政府都會將這些新移民視為外國人，社會上歧視、政府也制定壓抑的政策，因此藉由姊妹會提供的學習和溝通平台，讓這些新移民活出自信，找到自我，真正表達自己，只有通過分析自己的問題、了解自己的問題進而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
關心新移民需要將心比心
邱雅青繼續說到，當姊妹們學到一些中文概念後，我們希望進一步能讓姊妹們的家人了解她們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味要求這些新移民要多少年才能適應台灣的生活、融入台灣的文化。因此，我們關心的是大家能否從將心比心的角度出發，學習一國的語言文化需要的時間是很長的，我們不只鼓勵姊妹們去學習台灣的語言文化，同時也希望姊妹們的家人看到她們的努力，並且學著去認識她們家鄉的文化。我們南洋姊妹會立基的基礎是讓姊妹們學習如何自主自立、走出自信、避免孤立、保有尊嚴，從一個新移民角色轉變成新的主體。
新移民的團結「移盟」誕生
在邱雅青之後，南洋姊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吳佳臻接著指出，新移民運動應放在族群運動下討論，新移民運動實際上只有十年的歷史。現在姊妹會正推動的是所謂的「移盟」，移盟是不同性質團體的結盟，有實際的行動，不是某一團體為特定議題行動，其他團體背書的形式，姊妹會希望透過移盟，建立平台，反應議題，推動立法；此外，藉由移盟的組成，扭轉過去社會對新移民的印象，這些新移民是台灣的多元文化大使，將新文化引進，她們是豐富台灣文化的一群人。
吳佳臻緊接談到姊妹會在議題發動方面的努力，例如：持續推動修改國籍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而對於移民署署長人選產生的爭議以及入籍考試難度極高等不公現象，她們也一直有抗爭運動，期望能改善這些壓迫新移民的政策。
談到未來新移民運動的挑戰是什麼，吳佳臻認為第一個是教導新移民說中文、寫漢字，並不斷鼓勵她們勇敢站出來面對自己，但仍舊無法完全達到目標；第二個是有些新移民也會對姊妹會提出質疑，她們認為自己生活過的不錯，為什麼要站出來呢？吳認為由此可見，新移民找出自我認同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個是台灣政治人物的忽視，這些政治人物無法理解自己以外的族群，也無法回應新移民的需要；最後是姊妹會如何維持她們行動的獨立性，不被政客操弄，期待能在本身訴求與政治人物的關係中找到平衡點。
族群運動，需要核心價值
座談會最後，主持人蕭新煌將各與談者建議做個總結。他指出不管是原民運動、客家運動或是新移民運動，找出自己的核心價值是很重要的，建立新的價值，使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都享有應得的權利，過去被壓迫的、被搶奪的需物歸原主，新進的族群也應給予應有的權利和保障。這些族群爭的不是個人的權利，他們希望的是公權力成為公正的裁奪者，在公共政策上落實對不同族群的保障，使社會更符公平正義。
蕭新煌認為現今族群運動有幾點須待釐清：一、台灣沒有族群壓迫、生存問題，而是族群認同和尊嚴問題。原住民族運動爭的是「民族定位」，客家運動爭的是「文化認同」，外籍配偶爭的則是「社會權益」。二、我們必須釐清族群關係與族群問題的分別，台灣沒有族群關係的嚴重偏見或制度性歧視問題，但有不同族群的不同訴求問題。三、有時候當我們談到族群問題，其實是國家認同問題。因為若干外省知識份子和媒體所創造出來的「撕裂族群」說辭，其實是一種為逃避定位外省人的台灣國家認同問題而操弄出來的託詞，因為當那些人在使用這「術語」的時候，心中其實沒有原住民族的定位掙扎，沒有客家人的文化語言認同憂愁，更沒有外籍新移民的權益抗爭。（完）
本文已登在TaiwanNews周刊第358期2008.9.4-9.12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五
突破法令結構 勞運才能蓬勃
時 間：2008年8月29日
地 點：台北市NGO會館
主持人：吳玉祥（台灣勞工陣線理事長）
與談人：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李健鴻（文化大學勞動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良榮（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
白正憲（台灣勞工陣線理事、大同工會前理事長）
賴萬枝（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整 理：孫友聯、鄭天睿
台灣的勞工運動，從解嚴後開始蓬勃發展，在民進黨執政之後，許多全國性的勞工組織也紛紛成立。勞工運動的進行可以說是社會民主運動的主要力量。在這幾年來，台灣的勞工運動遭遇了怎樣的問題？面對政府、資方，勞工運動的困境是什麼？而台灣的勞工運動又需要進行怎樣的改變，才能夠真正達到社會民眾推動的可能性？『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座談第五場『困境與尋路：台灣勞工與社會民主運動的展望』，八月二十九日上午於NGO會館舉行。
座談會主持人台灣勞工陣線理事長台灣的勞工運動吳玉祥在活動開場時提到，社會大眾都非常關心台灣社會的變化，民眾透過電視媒體來了解社會的變動，但是，台灣社會真正的變化，從媒體中很難找到真正的答案。
勞工運動受政治經濟環境影響
台灣的勞工運動，經歷了工資、工時以及週休二日的調整。勞工們，組織全國產業總工會、全國銀行聯合會等全國性的團體。但是，這些組織的成立，是法外施恩的結果。整體來說，近年來，勞工運動僅僅促成了片段的修法，勞工組織沒有真正明顯的進步。
許多勞工運動團體，僅僅依著政府的法令政策而走，沒有辦法先於政府提出對勞工最有利的政策。更有不少工運團體，彼此鬥爭讓人心寒。究竟台灣的勞工運動要怎麼走，要怎麼檢討，都是需要透過大家的力量進行思考與討論。
座談會中目前為台灣勞工陣線理事的前大同工會理事長白正憲表示，台灣的勞工運動，受到台灣政治經濟環境很大的影響。
過去勞工運動之所以能夠發展，是經過解嚴後，才開始了大量的勞工組織運動。而台灣經濟政策的改變，使勞工運動受到很大的衝擊。外勞的大量引進，名目上是表示台灣勞工不願意就業，然而事實上是資方希望使用更低廉的勞動力。外勞的引進，再加上製造業的產業外移，造成台灣嚴重的失業問題。失業問題日益嚴重，以台灣民營產業工會為主體的勞工運動，也開始慢慢走下坡。雖然還有公營事業工會的存在，但是公營事業工會，所關心的議題與一般民營勞工是相距甚遠的。
台灣缺乏真正的左派政黨
而在這樣的結構底下，勞工隨時可能遭遇失業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資本家為了最大利益的取得，會採取各種手段來控制勞工。在工作可能無法維持生活困難的狀況下，要讓勞工出來參與勞工運動是很困難的。
勞工運動的進行是離不開政治的。然而台灣社會，缺乏真正的左派政黨，台灣政黨多與資本家合作。台灣的政治經濟體系需要進行根本的改變，無論勞基法、就業服務法、稅制或是產業政策，都需要更多人直接以行動來支持與改變。台灣勞工運動的前景是好的，但是需要更多的人加入，這樣台灣勞工運動與社會運動才會有新的做為。
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賴萬枝提到，台灣的勞工運動最大力量是工會，而台灣的工會運動，花費了很久的時間才真正正常化。在舊有的工會法之下，要成立全國性的工會是不可能的。過去為了成立工會，花費了非常多的時間與政府訴訟，而資方也趁機進行了許多打壓手段。
以銀行工會來說，近年來是銀行業的寒冬。政府的經濟改革政策，合併了許多銀行，銀行合併後，工會就被消滅，許多人也因為銀行合併而失業。銀行工會的勞工運動，進行了許多討論，會員是工會實力的基礎，沒有實力的工會沒有辦法真正為勞工做什麼。而工會是不是太過本位主義？因此銀行工會開始討論，最後讓，合作社或是其他類似產業，也能夠加入銀行工會，幫助更多勞工，也增加工會的實力。
勞工的保護政策 似是而非
勞工運動，會受到政治經濟極大的影響。政府與財團是影響台灣政治經濟最主要的因素，而台灣的政府與財團的關係是曖昧不明的。在政府官員的思維以及政治取向沒有改變之下，不能夠太過於依賴政府。台灣的經濟政策導致資本快速的流動，而勞工的保護政策又是似是而非。面對這種狀況台灣的勞工該怎麼做？雖然還有許多工會在運作，但是勞工團體的勞勞相爭一直沒有減少，如果工會體質不健全，要怎麼進行勞工運動？又怎麼可能參與社會運動？
要讓勞工能夠參與社會運動，要從工會本身進行改革。工會幹部需要更嚴密的訓練，掌握位置之後要真回饋勞工，工會的基礎組織工作還需要改變，勞方資方以及政府都需要改善，社會才會有良善的循環。
文化大學勞動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健鴻認為，台灣勞工運動的問題可以從議題、以及群眾組織面來進行思考。
以勞工運動的議題來說，這幾年來，主要關係的是勞動三法的議題，但是勞動三法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反而是就業安全相關政策突飛猛進的成長。勞工運動關心的議題是否需要改變？或是要重新討論推動的策略？
從群眾組織面來說，工會組織雖然有蓬勃發展的趨勢，但是彼此間的關係不緊密，反而消減了勞工團結的力量，工會的力量越來越分散，勞工運動在進行談判時力量不集中也不一致。而部分有力量的工會也在慢慢的消失、慢慢減弱。台灣工運越來越少向外結盟的行動。工會對於社會結構的變動是否足夠了解？現在的工會究竟是未誰而努力？是為工會會員？還是所有的勞工？過去台灣勞工運動所關心的對象是典型工作者，但是目前非典型工作者逐漸增加，派遣契約工也越來越多。勞工運動是否要思考如何與非典型工作者結盟，讓勞工運動的群眾與組織向外擴散。
政府與政黨採取兩面手法
台灣政府在面對勞工團體時，大多採取懷柔的態度，美其名說是進入新國家統合主義時代，但是根本沒有建立正式、輰通的勞資溝通管道。資方與政府在面對勞工議題時，彼此都有共識，互利共生。政府與政黨在面對勞工議題時，大多採取表面上不表態私底下進行溝通壓制，而資方目前都採取慈善的態度來自我包裝。這樣的狀況，使勞方在沒有良好的法律政策之下，難以施力。
勞工運動的問題，很大一部分需要思考，勞工本身是否有跟上社會的脈動與變遷。
台灣非典型工作者越來越多，典型工作日益萎縮，但是勞工運動所關心的議題還是以典型工作者為主軸。在全球化的狀況之下，彈性化工時與非典型工作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勞工運動需要思考，工會是不是要吸納非典型工作者？而勞工運動對於彈性化之下的就業安全政策提出意見與看法？勞工團體對於派遣人員的態度又是甚麼？
被遺忘的長期失業者
另外，對於台灣目前的失業問題，政府主要關注的是特定對象的失業問題。部分特定對象如果失業，享有豐富的就業訓練資源。然而長期失業者，確沒有受到應有的幫助，永遠無法脫離貧窮。勞工運動面對這樣的問題，立場又是甚麼？
面對外勞問題，如同前幾位與談人所提，外勞的引進會嚴重衝擊台灣勞工的權益。而目前在台灣的結構之下，越來越多的外勞不是在製造業工作，而是在服務業工作。勞工團體需要去深入了解，製造業外勞的減少原因是什麼？需要從整體國際競爭的觀點來進行思考。
勞工運動如果不希望成為社會快速變遷下的局外人，就要更深入了解社會結構發生什麼變化，而不是用舊有的概念進行思考。
民進黨執政八年
沒有核心的勞工政策
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林良榮很痛心的提到，民進黨執政的這八年來，台灣的勞工運動是失敗的。民進黨政府號稱要推翻威權，但是並沒有核心的勞工政策，也沒有工會政策。在整個政黨運作的過程之中，工會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所以政黨不需要真正關心勞工運動的議題，只需要關心是否能夠維持過去的關係。台灣的勞工運動、工會，都還在發展中，工會沒有力量，是因為工會在政權形成時沒有基礎。而且工會的發展在工會法上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工會的協商與抗爭行動都是在企業內發生的，如果沒有法令保護，資方能夠很輕易的將勞工的力量瓦解。
面對許多政治層次的問題，勞工都沒有力量，工會也沒有力量。工會沒有政治資源就不會有政治力量。勞工的福利預算的編列，其實都是政治問題，都是政治鬥爭的過程，而且是在不平等的狀況之下形成的，所以很難形成真正跟勞工切身相關的議題。應該讓不公平的結構、法令、福利進行改變，工會力量、勞工運動的力量才可能蓬勃發展。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表示，一直以來，台灣的勞工政策都是錦上添花的政策，沒有真正雪中送炭的政策。台灣勞工運動與工會的發展面臨很大的問題，工會所能夠聘任的專業組織者或是政策論述者都是非常有限的。簡單來說，從組織層面來看台灣的工會發展是停止甚至倒退的，台灣工會並未普及，沒有更多人加入工會或組織工會，而產業工會組織力也太過薄弱，這是未來可以發展的部份。
而勞工運動跟政治相關的訊息，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台灣工會一般停留在很扭曲的狀況。台灣工會還是以職業工會為主，職業工會很難真正代表勞工。民進黨執政後，在政策上還是往職業工會靠攏，並未真正幫助勞工。
勞工運動下一步怎麼走？不想看到政黨下野後才認為自己是左派、才往社會民主的方向走，左派不是在野黨的宿命。勞工運動需要重新定位找出重新發展的目標， 才可能進一步影響政府的政策，重新定位在國家政策發展光譜上的位置，找出一個方向。
台灣勞工運動面臨三大斷層
與會者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系博士林宗弘發表意見認為，台灣的勞工運動發展，從工會來看是有三個斷層：解嚴後、製造業轉型服務業、製造業的改變。工會很少有年輕的理監事，而許多年輕人參與工會但是不知道工會在做什麼，也有許多高科技產業並沒有工會。
工會幹部跨需要切割線，以及理解現代年輕人的結構，許多製造業的年輕人是工會接觸不到的。這樣的狀況妨害了工會組織的擴張，這些問題都需要深入思考。
台灣勞工陣線理事的前大同工會理事長白正憲提出對於派遣員工的看法，非典型工作者的權益是需要保護的，但是，要在以勞基法為基準的方式，針對所有類型的勞工，都有其基本的保障，進行對勞工最有利的政策設計。
而目前台灣勞工運動，面臨最的問題，是生存的問題。勞工團體只能在行有餘力之下進行勞工運動。而最根本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勞工團體需要跟政治結合。政黨不會主動關心弱勢團體，勞工團體需要更深入的與政治結合。台灣存在著左派政黨的可能性，但是需要等待最適切的時機。
在座談會的最後，主持台灣勞工陣線理事長台灣的勞工運動吳玉祥總結表示，台灣的政治人物下野了才開始選擇往左靠，就已好開車一樣，只有超車一樣，只有超車時才會靠左邊，超車後就急速再靠右，政治人物也都還沒有覺醒。台灣的勞工運動要走到怎樣的方向，需要有更新的視野，更開擴的眼光，掌握局勢的動向，重新思考，創造勞工運動的前景與未來。
本文已登在TaiwanNews周刊第360期2008.9.18-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