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啥米尚青：青草湖社區大學通訊 /
第9期 2001.4.10
有關社區大學深化議題的政治社會學探討
2001/04/10
編按：本篇為第三屆全國社區大學研討會(2001/04/14-15)論文
一、前言台灣的社區大學自一九九八年在黃武雄、李遠哲及一些專家學者的呼籲下，如雨後春筍般地快速成立，至今數量已接近三十所。如果把社區大學推動當作是社會運動的一支的話，此一運動乃是自解嚴以來相當後起且聲勢尚在持續上揚的。一九九八年是李登輝總統的最後的一個任期，在本土化議題上，李的路線帶給當時台灣一個較穩定的平衡點，但黑金與地方派系仍是關心社會改革者心中的痛。社區大學的推動實際上延續著教育體制改革而至，與當時知識界期許台灣社會改造的呼籲與行動相符。目前，社區大學在台灣的確已相當普及化，從各地民眾的需求可以感受到它的必要性。但在實際推動上，社大仍舊面臨了一些理想與現實的困境與衝突。而這些困境的處理之得當與否，事實上決定了它是否能夠朝著深化〈無論是實際發展或理念的推廣〉的方向邁進。為了探討「深化」這一提問，本文先行回顧及展望社大成立的政治社會背景與社大理念之內在關連性的發展，然後，再檢討社區大學設立的精神是否已逐漸在各地社區普遍引起共鳴與生根成長的問題。
回顧台灣社區大學成立的背景有幾個：
第一、台灣學術界試圖與世界的政治社會及文化思潮接軌。這當中有三個來源：首先是終身學習的概念，尤其一九九六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出的「學習：寶藏於斯」(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概念〈胡夢鯨，1998：17〉。其次的來源是政治社會學中有關政治意識型態的變遷。緣於西方的個人自由主義在六零年代受到新左派的挑戰後，在八零年代以新的姿態辨證地呈現；但在九零年代後，又遭致社群主義的批判。後者主要的論點在於批判自由主義的自我觀念，並強調社區、社群、文化、歷史等群體概念。這一思潮雖起自先進西方國家，但結合了二十世紀末各地的民族、族群或地方主義的復興，則出現繁複的觀念及面貌。另一個二十世紀後半後的思潮是有關後現代的論述，去中心、反客觀，強調重視經驗、自我及多元主義。台灣社區大學及公民大學的殊途發展，以及所援引的的公民〈市民〉與社會理念具體化後的分殊發展，大致都與此思潮有關。
第二、台灣社會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一直受到兩岸關係張力及統獨論戰的紛擾，任何政策與議題的論爭皆直接間接地與族群對立、統獨主張及政黨立場有關。政治兩極化及窄化的對抗對尋求自主的社運組織團體以及多元社會的發展皆甚為不利。因此，發展及培養民脈，尋求更為草根性的意見及力量，則為關切台灣未來的有識之士所注重，社區或共同體意識的培養與重建遂暫為各方〈主要為政黨、社運及學界等〉所能共同接納的交集處與起始點。社區大學能夠在此時順勢成立，顯然客觀的阻力少於過去。
第三、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台灣作為外貿導向的經濟體系勢必進一步開放。全球化所可能帶來的社會重組及文化衝擊，截至目前並未引起太多討論，但起碼所有台灣公民已可深切感受到產業的變遷及知識提昇的迫切需求。大學過去的精英化發展方式顯已無法面對終身學習、大眾化及智識多元的要求。然而目前的教育體系及教育官僚系統顯然仍自囿於以配合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為職志，對於大學人文理想如何與時俱進及與社會結合尚無暇多顧。台灣社區大學就在這一背景之下萌芽、成長，故其雖有參酌歐美的社區學院及開放大學等，但目前及日後發展必然與他國經驗有異乃屬必然。
二、深化問題的背景分析至今，新成立的社區大學的理念及課程雖然大抵皆基於或延續著當年黃武雄教授所提出的觀念及設計，然而社區大學所背負的社會重建及公民意識養成任務，則是在上述的背景下展開的。在黃教授的理念中係社區大學基於下列數個特點：
第一、打開公共領域，發展民脈（civicconnections）；第二、進行社會內在反省，培養批判思考能力；第三、以學員為主體，協同經營社區大學；第四、緊抓成人學習的特點，著重由問題出發的討論；第五、藉生活藝能課程充實生活內容，重建私領域的價值觀〈黃武雄，1999〉。而其教育功能則是：第一、提供個人終身學習的機會：第二、開拓人們的公共領域、充實其生活內容；第三、發展人民的批判思考與台灣社會的新文化；第四、進行社會重建，為未來民間社會鋪路；第五、結合教育改革與社會社會改革〈蔡傳輝等，1999a〉。或者更簡要地歸納，社區大學的理念就是「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陳瓊如，2000：120〉。社區大學希望透過課程的規劃〈分為三個部分，生活藝能、社團活動及學術課程〉分別達致重建世界觀、開拓公領域及豐富私領域的目標。持平而論，台灣經過將近二十年的政治社會轉型，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並未對有助於提昇整體社會與人的品質。黃教授的讜論的確觸動許多有心改造社會人士的心靈，似乎台灣的未來將繫乎此一運動的成敗與否。然而，這是一項非常艱鉅且長期的工作，它的深化問題及其政治社會因素的背景探討因此顯得重要。
目前社區大學發展深化的具體問題主要有兩方面：
〈一〉定位未明及經費不足之下，社區大學發展逐漸產生異質化。社區大學之設置並未違反現行法律規範，中央政府目前的做法是暫時採取由地方政府辦理的開放態度，並進一步研議訂定社區大學設置輔導辦法。而各縣市政府〈包括議會〉對社區大學的認知及支持情況並不相同，加上目前審計法規定的發包方式，使得具有宗教色彩團體、補習業者、及政黨外圍組織相繼介入，政治與商業的傾向將難以讓社區大學的理想堅持下去。
〈二〉經費與師資來源困難也持續造成課程開設與配置在理想與現實中搖擺。社區大學究竟應該以滿足民眾需求或以符合社區大學理念作為規劃原則？這一隱憂普遍存在於社區大學之中〈孫春在，2000；蔡傳輝等，1999b：155〉。如果以實用性課程為主，勢將使得其性質與一般的學苑無所區別，其存在價值必遭質疑。這一問題，相對地亦顯示著一個嚴肅的提問：社區大學所提出的遠景與理想是否真是台灣社會改造之所需？或者說，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有一條難以跨越的鴻溝？
為回應這一提問，本文僅就政治社會學的角度探究造成這兩大困境的相關角色及其間的關係。我們以為社區大學既然在一定的政治社會條件下萌芽，它的發展也必然與政治社會的變遷息息相關。如果能闡明其間的互動關係，社區大學必將能在策略及作法上比較順利地進一步的深化發展。更進一步說，社區大學的目標與理念本身亦是一種政治社會的改造運動，釐清此一運動的政治社會背景，事實上就是釐清社大發展及深化的諸種課題之根本。下列三個子題的探討即環繞了深化議題所作的分析。
〈一〉國家角色與教育
一九五零年代，美國大量擴充社區學院及設置大學與美蘇武備競賽大有關係。此一時期它的任務是國家經濟及競爭力，而非早期的公民資格培養及國家整合。以經濟科技提昇作為主要任務也幾乎是所有西方國家在一九八零、九零年代要求大學配合的(Green, 1997:142)。以是，美國社區學院在五零年代是大學預修班性質，而在八零年代時的不景氣環境中，社區學院便轉為以職業教育為主〈鄭同僚，1999〉。所以當時的目標與今日強調終身學習的多元化精神約略有些轉變，並非一成不變。此例彰顯了國家回應國際競爭與民意之角色的重要性。至於目前全世界大學所強調的「創造力」更與國家面對全球化競爭有關。
回顧來看，解嚴之前，大學教育是一種精英化的模式；但在解嚴後，大專院校則急速擴充。國民黨這一大學教育的普及化政策，很大一部份因素是受制於地方派系及人士的需索，其結果資源的誤置與浪費折損了投資的報酬率。所以教育投資與地方派系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爭奪非關體制與理念〈如地方自治〉，而是表現為派系在立院及政院的施壓與角力，國家整體利益招致傷害。近年行政院所提的「卓越計劃」即是想彌補大學普及化後的品質問題。
這幾年來，我國政府對於大學開始強調「創造力」，對於職業教育體系也作了深化的改革，例如科技大學的系統與職業教育的接軌，但是對於普及民眾教育則力有未逮。目前國家亦體認到提昇全民教育水準的重要性，一九八八年教育部公佈的「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提出實施回流教育的主張。但在具體作法上，不過是將早其大學夜間部為主的型態轉為以辦理學位、學分及非學分班為主的型態〈黃富順，1999〉。但這一做法基本上是屬於在職進修及獲取學位取向。無論何人，都很難否認今日社區大學的理想與國家整體競爭力無關。但這一長期性的紮根工作，很難在短期交出成績。以台灣政治選舉文化〈無論中央或地方選舉〉的頻繁與無常，社區大學的發展很不易長久依恃某一政黨。政治人物一般會在理念上支持社區大學，但在實際的協助上則採會相對性的保留態度。以新竹市為例，市政府雖然編列預算補助社大，但卻避免承辦的角色；有些市議員則認為中小學的設備及師資之加強比社大更為重要。
與美國不同的是，台灣的社區大學是由民間或者是非政治勢力所推動的社會運動，而其精神與目標也與美國不同，倒是有些像歐洲某些終身學習的學校。目前支持社區大學發展較集中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而中央的首次補助社區大學也在民進黨執政之後。這一發展有其歷史脈絡可探，但未來的情況不可能一成不變。社區大學既由民間發起，而主要財源則是由政府補助，思考社區大學未來如何走的一個前提是它將與國家建構出何種關係？
未來政黨淪替成為常態後，國家的角色及與社會互動的方式將有改變。起碼現在可以見到的轉變是〈一〉由於意識型態的紛擾及頻繁劇烈的選舉文化，國家已難以提出及遂行長期的發展計劃，〈二〉龐大的赤字預算，在未來的選舉訴求壓力及國防經費擠壓下難以平衡，弱勢團體的利益將難以受到進一步的照顧，台灣人權成績逐年退步與社福預算無法照顧弱勢及邊緣國民有絕對地關聯，〈三〉為回應全球化及兩岸競爭，國家勢必進一步依賴企業家，尤其是能從事跨國生產的集團。國家功能從過去指導角色快速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四〉國家與民間組織或利益團體的架構由過去的國家統合主義(statecorporatism)類型轉變為擬多元主義(pseudo-pluralism)類型，表面上看是西方社會多元主義的形式，事實上是不同一回事。社會利益團體中除資本家團體尚具議價能力外，其他利益團體則成分裂對抗、力量抵銷的局面，間受政黨勢力的拉扯難以自主。以趨勢來看，未來政黨、財團、媒體進一步結合更將壓縮弱勢的聲音。
必須體認，這一局面對台灣社會的改造是相當不利的。我們很難相信當大部分台灣人仍終日奔忙於三餐與抗爭於飯碗時，社會改造的成效與影響層面有多少？對於長期的教育工作最難於短期看出成績，尤其是社區大學的理念。也因此，大家對於社區大學目前在量上的增加備覺欣慰，一方面也對深化的條件感到憂心。以大學為例，政府已感受到過去量上快速擴充導致資源不足的苦果，現在的方式則是以卓越計劃的補助方式，間而要求大學自籌經費支應以解決水準的提昇。社區大學目前接受一億元的補助也是類似的模式。未來如何，皆在未定之天。無論如何，社區大學必須在極短時間取得國家與民眾的正當性，取得保障的地位，先行鞏固橋頭堡。這意思並不是說社區大學必須成為國家體制下的一員，事實上這應非社區大學本旨，而是當作「公民權利」與「基本人權」爭取應有的地位與資源〈如何定位可再議〉。這一觀念區隔與認識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長期以往它會影響社區大學與國家的關係。然而社區大學的成立在於民間，品流未齊，未來爭取國家協助或補助時，「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必須有能力發展成更為堅實的組織，能對成員作基本與原則性的規範，如此，它方面亦較便於與國家議價。在這樣基礎上，社區大學組織更進一步能與相關民間組織在議題或政策上採合作或聯盟的方式，發揮影響力。
〈二〉社會階層與公民意識
社區大學的「社區」一詞之含意，已隱約存於社區大學創辦的理念〈公民社會〉中。易言之，社區一義大可及於國家層次：公民，小可及於社會地域層次：居民。
公民的概念是相對於國家而言。而公民資格的內涵則與社會階級或階層的鬥爭有關。體制內抗爭指的是偏向法律的權利〈含相對的義務〉意涵，體制外的對抗偏向於政治的是權力〈含相對的妥協〉意涵。先從歐美社會改造與階級鬥爭過程來看。如果從統治階級以及階級鬥爭的過程分析，截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左右，歐洲公民資格的實際發展類型歸納有底下四種：第一、是從憲政主義到自由主義類型，公民的市民權(civilcitizenship)與政治權(politicalcitizenship)已大致獲得，並存有低度的社會公民權(socialcitizenship)。此類型以美國、英國及瑞士為代表。第二、對抗與融合的政權類型。其中，王權與自由派鬥爭激烈，民權爭取不易，導致反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及馬克思主義存在，此以法國、西班牙及意大利為代表，其中自由主義及共和主義的公民觀念雜揉而存。北歐則是資產階級與工農聯合，和平地成就了自由主義的公民三權〈市民自由權、政治權及社會權〉，並且還保留了王室，進而以統合主義(corporatist)方式安排維持各階級之利益。第三、從專制王權到威權君主制。君權採分化或鎮壓方式對付資產階級及工農階級，最後，有的王權成功穩住政權，有者以失敗收場，而公民三權基本上都是點綴式的讓步或收買形式。例有德、奧、蘇、日等。第四、主要為歐戰後發展出的法西斯主義及威權社會主義，在此體制下，並無市民及政治公民權，僅有些許的社會公民權，用以穩定政局(Mann, 1987)。公民權爭取過程的歷史印記深刻的影響人民的公民觀及歷史感。至今法國大革命在法國評價仍是兩極〈鄭又平等譯，1999：169〉，可見歷史裂痕仍需時間撫平。
台灣〈人〉集體意識主要仍是族群、鄉土而非公民。根據一九九六年一項廣泛的調查，自認所謂「台灣人」的主要意涵中，選擇「具有台灣公民資格」項者反而最少，絕大多數都是以語言、文化，自我主觀認同為選項(Lin, 2000)。這主要決定於台灣社會「民主化」過程是與「本土化」相因而成勢，也因此族群意識與統獨主張往往成為公民意識的底層心理基礎。民主化是公民社會生成的必經路徑，反對黨其主要訴求是爭取市民〈自由〉權及政治權。至於長期與政治反對勢力採取合作立場的社會運動主要是爭取公民社會權〈生活環境與福利等〉。台灣的社會運動在一九八零年代末期與政治反對勢力相恃而發，風起雲湧，但在九零年之後已逐漸轉向體制內的運作及功能分化的方向發展，有者甚且衰微。而其與新執政的反對黨的關係在公元兩千年後陷入一種尷尬狀態，例如反核及工運等。這種窘境原可預期，蓋社會運動一般代表弱勢或異議之聲，原本與現代國家權力本質及與資本家結盟特質相違逆。
無論各國的發展如何，公民社會權大多數是比較後起的，一次戰後德國的民眾大學〈VHS〉就具有普羅階級意識及地方主義色彩，其課程涵蓋勞工教育、成人教育及政治啟蒙教育〈馮朝霖，1999〉，此一特色自然與當時的階級鬥爭歷史背景有關。台灣社區大學所楬櫫的知識解放，將大學下放給一般民眾也可視作是屬於社會公民權的一種。然而台灣民眾目前雖已感需要，但一般還不將它當作是公民權爭取，而是由學院精英帶領做啟蒙的工作。未來學院精英如果未能引起民眾的理解與認同，或者社區大學學推動者對自身的理念認識不清，則社區大學的發展自然將受制於市場法則而有其侷限性。
目前社區大學的推動者，比較從批判國家教育體制或既有的社會制式價值之下闡揚社區大學的「另類理念」。除此之外，社區概念在社大整體發展上也一直佔了相當核心的地位。但一般在分析國家主導下教育的危機以及改革的可能遠景〈建構生活世界知識與共同體意識〉時，大抵皆是從去中心及解放的概念與情境出發〈李重志，2000〉。因而，在個人〈公民〉與國家對立的分析上，社區儼然是一個中介的社會概念，而且社區意識的建構似乎暗指社區意識業已不存在或從不存在，無論社區指的是社團或鄰里，甚至讀書會等。這樣的思維或許窄化了社區的諸多可能性。例如，社區可以是政治性的〈例如行政區劃〉，公民意識不就是從政治領域而來的概念嗎？除了縣市政府及議會外，難道不能爭取更多的公民直接參與市政的管道設計？台灣的地方自治法中就規定地方有創制複決權。另外，高等教育內容下放若作為公民的社會權，可不可以作為一種「社區權」而非「個人權」，從此一角度思考，各縣市即可就其地域特殊性發展不同概念與作為。在泛政治化的台灣，社區大學或許必須將原先所批判的對象與自身的定位之間的關係作辨證性的思考，而非單純的二元對立，或許這才足以開展出更多的發展空間。
然而，由目前社區大學成立所在的縣市大部分是由民進黨所執政來看，社區大學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短期內仍是得依靠政治勢力的協助。但從長期來看，社區大學如果仍要堅持其理想性，也就是比較不考慮市場需要，而是以改造社會為職志，將來必然與國家或政黨利益產生摩擦，這是時間問題。這摩擦包括主導權及資源分配兩方面。因此，在短期未來爭取其法律地位是最為緊迫的；而在更近期中，社區大學則是要爭取縣市政府及議會的認同與支持，但要小心避免介入派系或政黨的對抗中。但是小心避免介入並不意味社區大學完全是居於國家與社會對立的觀點來思考與行動─也就是與「政治」保持距離，從事「社會」改造。相反地，我們以為社區大學應思考介入地方自治的課題。台灣目前的政治民主化仍會持續下去，其主要的可能方向包括：地方分權、直接民主機制〈如地方可以制定地方的創制複決法〉、公共論述空間開拓及結社活動〈與運動〉等，起碼這些都是社區大學可以單獨或與其他團體聯合戮力的。社區大學可以運用目前已有的共識〈由地方政府主辦〉及民主化趨勢繼續要求獲取地方政府授與法律地位，鞏固生存權。
〈三〉全球化趨勢與社區大學
全球化趨勢下對社區的概念、大學任務、專業知識內涵、地方文化及公私領域等皆將帶來革命性的衝擊。過去一百年來，在政治文化全球化下，最有力的觀念可以說是主權〈或民族〉國家、人權與民主等。這些觀念深刻地影響了世界各地人民的認同與價值觀念。以台灣為例，老一輩的人總是會優先以地理區域、族群或語言作為台灣內部彼此認同的對象，但在全球化趨勢、兩岸交流及遷徙頻繁下，台灣〈無論指的是區域或主權國家〉將逐漸成為最重要的認同，儘管所謂台灣的意義目前仍眾說紛紜。更以新竹市為例，某些傳統社區〈或公民〉較其他地區少受文化全球化影響，可以突顯出極為鮮明的特色。然而有些地區聚落是科學園區員工賃屋所在，是新一代的「遊牧民族」，他們的社區意識及傳統記憶完全不同。到底在目前逐漸擴張的全球化趨勢下，我們如何去理解或建構所謂的「社區」呢？無論如何，社區大學所想強調的社區意識或社區教育的內涵終究必須積極地回應此一全球化趨勢，並與其不斷對話，否則社區大學的理想終將不免有空中樓閣之憾。
事實上，今日已經無法單用核心邊陲或全球地方的二元對立觀念來了解全球化趨勢。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之提出說明了問題的複雜性：全球的趨勢隨著在地條件而調整。這樣的理解不只指發生在經濟範疇之內的事，同樣也發生在其他領域中。全球與在地的互動關係或可總結為，在全球化過程裡仍有異質性不斷地被產生與再生產，同時，在地性的分殊化中也存在著同質性(Robertson, 1995)。事實上，西方文化透過強大的媒體不斷影響下，台灣一般民眾的生活世界及知識觀念受到極大的影響；網路所建構的世界與新的文化同樣也衝擊著社區觀念與認同。在這樣的趨勢下，刻意區隔社區教育與遠距教育是不智的。然則，社區大學應該如何回應這一趨勢呢？
社區大學在回應全球化趨勢所帶來地區的衝擊與影響，概可分為知識內涵與社區意識兩個層面。在知識方面又有兩個課題值得注意，首先目前科學技術知內涵，在資本主義運作下其商品化性格日益明顯。大學的知識創新是因應著經濟發展的需求，國家投注大量經費於教育主要目的在於全球競爭。至於科技帶來對社會的衝擊的研究經費〈即STS研究〉相對少的可憐，然而此一議題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科技創新。在國家層級如此輕忽科技對社會的影響，民間的情況更為淒慘就毋庸置言了。社區大學希望走的通識教育在此一意義上應該是與大學通識教育的目標一致的，它應該對這一趨勢提出在地的反省聲音。在此一議題上，各地社區大學應與大學通識教育結合，共謀對應及反省的思惟與策略。其次，當今的知識亦逐漸具有新型式的階級及壟斷性格，由於知識之分工及深化，隔行如隔山的情況越見明顯。階級及壟斷情形發生在國際間，也發生在不同知識社群之中。其中，知識〈尤其是科學技術方面〉的掌握控制與「解密」釋放情形處處可見。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界何嘗不想走出本土化的知識論及方法論，但在西方強大的學術傳統及知識社群的相互激盪氛圍中談何容易，亦步亦趨即已相當困難。舉例而言，全球化議題，美國於二十年前即已開始研究。以全球政經為著眼的技術及社會議題，在其國家從事全球化策略與佈局下相應而生。在當時，台灣甚至世界大部分地區都尚未有這一方面的問題意識時，美國已開始這一方面的研究。因而在這一脈絡下，所謂本土或地區的觀點是什麼？是否為西化後的本土意識？台灣的大學在此一課題下能成就多少貢獻？而社區大學的批判與反省能力培養的自主性觀點與著力點又將在哪裡？這一個嚴肅、關鍵且必須面對的問題。
就社區概念方面而言，全球化將帶來多重、斷裂的認同意識。阿帕杜瑞(Appadurai, 1990)引用安德森(Anderson, 1983)的想像世界體(imagined
worlds)，提出景觀(scapes)概念指出全球文化流動的五種面向：族群景觀〈如菲傭在台、台商在大陸所引發的政治社會現象〉、科技景觀〈科技與多國企業發展，如科學園區模式〉、金融景觀〈資本的世界性移動及全民入股海運動〉、媒體景觀〈以影像代替文字推展時尚及文化，如哈美、哈日風潮〉以及意識景觀〈國家與政治反對勢力的意識型態，如國內統獨論爭等〉。透過這些景觀，各種認同時強時弱、倏起倏滅。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幾年從事鄉土重建或社區改造的團體有些由盛極而衰，揆其原因固有多重，然則社區感在全球化趨勢下也呈現了多重、善變，與斷裂的特質卻是極少人加以注意的。
過去社區大學對社區的思考主要從對抗國家的角度著眼，這當中包括知識解放及社會改造等等也都呈現有具體鮮明的指涉。但是今日，在全球化之下「國家」也可能成為受害者，因為它所試圖建立的公民意識及制度法規將持續受到全球化無情的襲擊。社區大學作為社會運動，其所要建立的社區或社群概念應是與國家所欲的概念是有些出入的。在目前國家立場，生命共同體或命運共同體意識是為主權國家立國之基。但在兩岸問題未解及全球化浪潮下，國家的努力注定要事倍功半。無可如何之下，社區總算還是一個可以長期用力的點。但是從社區鄉土意識到生命共同體是否有必然的因果相成之關聯性，仍值得存疑。對於社區大學而言，社會改造進程〈如果有成效的話〉最終依舊仍必須與國家短兵相接，國家一方面必須從社區大學的論述中取得合法性來源，一方面又會對社區大學可能的批判感到不安或憤怒。而兩者的結盟及矛盾，顯然又必須擺在全球化的脈絡之中加以思考。
目前社區大學必須進一步思考社區的意涵。以鄉土、鄰里、職業甚或族群〈如客家文化圈等〉當然是其注力的方向。我們相信，基於這些最原生型態的社區意識在面對全球化趨勢與衝擊中將發展出特殊的型態與意涵，這是社區大學可以持續堅持的。但社區大學的任務如果還要堅持公民社會的創造，則終究還是要面對國家〈公民權的論述〉，所以對台灣國家的性質以及其在全球化中的定位之理解是十分重要的。
三、社區大學理念的具體實踐與檢討
社區大學成立兩年多以來，課程大致分為學術、社團以及生活藝能。目前在三大類的課程中以生活藝能選修者為多，其次則是社團課程，再其次為學術課程。在學術課程中，又以管理、法律、以及心理學方面的課程為主，其他如自然科學的課程則較難開出。顯而易見，一般民眾仍以實用課程為主要考量。所以現在如何依照各地的特殊情況將社區大學理念按照課程配套推廣是極其迫切的。蓋目前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都尚對社區大學相對地支持，社區大學必須善用時機走出一條獨樹一格且足以相對自主的局面。
至於學員結構方面各校約略有其一致性：女性平均約佔七成強，男性約三成；年齡方面從三十一歲至五十歲約佔六成五強，是參與最強的；在教育水準方面，高中職及專科約佔六成三〈陳瓊如，2000〉。從歲數及教育水準方面思考，上述的比例在可以理解的範圍內，當中說明了他們對回流教育的需求。另外，女性佔的比重較強，可能以女性較不受職業與事業羈絆有關，也可能與其渴求走出刻板角色、企圖增長知識有關。根據我個人的觀察，近幾年來無論是社區大學、慈善團體、讀書會等，女性的社會參與皆在男性之上。社區大學中有人希望男性學員能增加，但在未來全球化趨勢下，女性可能更是相對弱勢且受到擠壓的，因此她們對知識的追求及對自我提昇的期許應更為迫切。無論如何，社區大學對於全球化所帶給社區大學的結構性影響必須保持高度的敏感性。
現在我們回到社區大學理念的討論上。在知識解放方面，「社區大學很重要的一個任務是解套學術的僵化」以及「避免人失去對世界的整體了解，而讓自己工具化」〈黃武雄語〉。第十期的《社區大學全國通訊》中，李洪瓊與黃武雄教授有著有關知識下放的精采對話。就政治社會學層面看，討論這一問題有兩個關鍵主體因素：一者為全球化〈或稱為西方化〉的趨勢，一者為國家。蓋社區大學希望將大學的知識下放給民間，然而大學的大學之發展方向一向受制於前兩者主體。我們可以說今日台灣，學術知識的買辦性格仍相當強烈。我們所謂的批判與討論，是否仍因循以西方之道治西方之弊的思惟牢籠。而我們所欲追求的知識主體以及與生活經驗又將如何達致？這一提問大矣哉！在本文中暫時難以申論。有一個可能是知識界仍必須向歷史的文化及典籍借取智慧，並且不但將其與全球化的知識對話，同時也應與俗民生活經驗對話。若缺乏歷史縱深，而此一歷史縱深又無法扣緊百姓日用及思惟習慣，知識下放目標的達成顯然困難重重。這一工作顯然有來自內外交煎的困難度，但終究無法迴避。社區大學的推動者若能與大學結合繼續反省此一議題，社區大學將可覓得其活水源頭，儘管是涓滴細流亦成。
至若社會改造及公民社會建立部分，目前主要係由社團及生活藝能的課程擔綱。而現代公民社會中公、私領域的建立一直是社區大學的理想。這一問題亦相當複雜
，因為華人並未有像西方長時期由「社群」走向「社會」的傳統。德國社會學家突尼士(Ferdinand
Toennies)曾區分了社群(community, Gemeinschaft)〈如家庭、鄰里、村落等〉與社會〈或組合〉(association,
Gesellschaft)〈如利益團體、城市、民族國家〉之差異，用以說明現代公民資格的特徵，前者係基於自然意志(naturalwill)，後者則是基於理性意志(rationalwill)的結合。在歐洲由「社群」走向「社會」的過程中，公民資格是將傳統、宗教、地域綜合連結(bonds)的世俗版；公民觀逐漸取代了對家庭、村落、社區的效忠，而導向對城市及日後民族國家的效忠(Mitzman, 1971)。也因此，在客觀世界及主觀的概念上，我們在公私領域分劃及對公領域的投注以往皆比較缺乏。社區大學社團方面的課程，在社會實踐上因此有一點是不可忽略的，就是社會運動與團體的參與或合作。社區大學社團課程除了師生依課程興趣結合、發展議題外，仍需試圖與當地的相關民間團體建立合作關係或走入社區。新竹青草湖大學師生所成立的「道路關懷協會」，目前已經地方政府核准，並橫向各地發展，是一個積極性的個案。
從上述的分析中，可以歸納出影響社區大學發展的三個結構性因子：全球化趨勢、國家及社會。本文以為全球化不但會繼續帶給台灣政經結構的變遷，同時也會改變人民世界觀與認同的繁複性。具體地說，它也會影響到社區大學每一類課程與師生互動。在此一大環境中，國家為了全球競爭，將繼續掌握著國內文化與科技的主導權，然而國家的本質是什麼？它將是由半邊陲試圖往核心邁進的政經體系，還是維持〈因應全球競爭而產生的〉新興階級體系架構的組織？而它所要求社區大學扮演的角色為何？是公民社會、職業教育還是草根民主的研習所？社區大學與國家間，在有關合法性及資源的分配兩者間的交換中，社區大學應該有更為前瞻及敏銳的視界，隨時調整課程及發展策略。有關社會部分，在全球化之下將以經濟範疇性質者為主，這是無法避免的〈這一有關社會的理解來自德國的歷史觀念，德國的市民(burger)與資產階級(bourgeoisie)概念相關，意指個人離開家庭保護進入公共領域，此一領域特性為經濟的競爭，因此市民社會需要國家制度的調節與控制〉。針對台灣而言，所謂社會改造其實終就無法迴避政治與經濟範疇。也因此，社區大學的社會實踐課程若要達到社會改造，對於此兩個範疇的議題必須有更縝密的課程設計。如果不欲面對此一議題，社區大學未來或不至消亡，但其理念終難有實踐之一日。
四、結語─願景與幻景俗常話說：人類因夢想而偉大。夢想與理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它世俗的差別僅在於前者缺乏一個過程，或者說是缺乏一個可能達成目標的過程。但人生真正可貴的地方就在過程，無論後果成敗得失實際上皆烘托著過程的可貴與意義。唯有深切的體會目下的實踐與實存，人類方可免於自我工具化幽靈之侵擾。在這一基礎上，我們就不妨依著願景，觀察主客觀局面，規劃出可行的方法步驟，指向目標。在討論有關社區大學深化的議題中，本文主要目的在於分析宏觀的政治社會學方面之客觀情境，至於細部的分析則有待諸方共同戮力。
社區大學之產生有其特殊的環境時空，這些國際的學術思潮與運動、國內的政經社背景等未來仍將隨著時代洪流而不斷變遷。社區大學的具體實踐中，透過課程目標設計，指出世界觀的培養、公民社會建立及私領域的豐富是其主要的理想。但對台灣而言，由於全球化的支配及多重性格、國家的權力擴增及自我防衛本質〈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以及缺乏公民社會的歷史，使得社區大學的任務份量甚至超越國家所自我期許者〈目前國家目標實際仍以經濟發展為主〉。然而作為啟蒙者的角色，社區大學的工作者因此必須透過彼此交流以及與台灣社會各領域的對話，清晰地認識到自身發展的侷限及可能性，從而在各地區穩健地發展。個人以為，如果社區大學能夠審機度勢，相當正確地指出台灣社會未來應有的方向，縱使是僅有一點小小成績亦足堪告慰，因而所謂願景抑或幻景的意義區分就不是那麼重要了。企盼本文的一些政治社會學分析及部分的策略建議或將對社區大學深化議題及行動稍有一些助益。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