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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勢逆轉 公民力量不能被逆轉
社運力量 再集結、再出發
蕭新煌�x（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
2008年總統大選結果，長久號稱與本土、與人民、與弱勢、與改革、與社會運動站在一起的民進黨輸得很慘，結束了8年執政。一向被視為威權、脫離本土群眾、與黑金掛勾、國家認同也混亂的中國國民黨大贏，奪回了失去8年的政權。「馬上好」的競選口號，之所以叫得誘人，背後的原因，是民進黨在過去幾年讓很多支持者失望，其中，原來是盟友的社會運動力量，也難掩失望之情。
從2000年到2004年的第一任執政期裡，民進黨要做「好政府」，是有心卻無方，與倡導性社會運動的關係也若即若離，既想討好在野的國親兩黨，換得順利施政；又想討好企業財團，換得政治效忠；也想討好低層社會弱勢，保有民主進步自居的名聲。但結果是，卻都全得罪。國親抵制、財團利用、弱勢疏離。社會運動團體從期待、容忍到不解、失望，但仍不忍心放棄。在2004年的連任大選中，還是無私、無條件地支持昔日改革盟友。民進黨險勝，繼續本土執政的命脈。
2004年到2008年，民進黨的為政能力不但沒提升、改進，改革魄力也不但無增反減，說得多，做成的少，而且往往訴求改革的時機讓人質疑。更不幸的是，與高層家庭、親信有關的弊案接連被爆料，社會信心乃一再下跌，社會運動主力失望不滿之情急連上揚，雖未公開絕裂，但已難再為之辯護，更遑言熱情擁護。
在過去8年之中，批判性、改革型的社運團體不是沒有發聲公開批判民進黨，也不是沒有心帶疼惜之情，私下要求民進黨政府高層振作，不要再如此辜負公民社會的期待。但表面的政策宣示雖信誓旦旦，私下的爭取諒解，也不是沒有；但整體來說，民進黨因應社運訴求的心和力都不夠，也不懂得與民間力量借力使力，達成社運全面改革的深切希望。
其中，最讓人詬病的是民進黨在環保、福利、勞工這三大社運各種訴求的消極、應付和無能。在修憲、司法改革及教育改革這另外三領域也未有令人滿意的成績。所以在2008年的大選中，各種社運也只能默默地，以個別力量，忍痛再度支持。但已不見當年積極集體而理直氣壯的挺民進黨行為。
另一方面，在過去8年中，失去政權的國民黨，不改傲慢和特權心態，也不改抗拒社運的行徑，與各種社運改革力量毫無興趣對話，更別說有合作的意願。社運因此也對國民黨沒有任何信任或寄望。結果，社運與國民黨在過去8年的關係是一片空白！
威權心態不改的國民黨已再執政了近兩個月，馬上沒轉好，卻馬上變壞，同時，政府從上到下各級更不見有意與民間社運尋找社會改革對話的言行。但社運仍再坐視不管，不嚴加監督這個只換臉不換心的國民黨政府嗎？如果理性政策對話這條路走不通，是否還得走回1999年以前的抗爭路線？如果在野的民進黨在下台後終於又一再表態要與民間公民社會運動連接、修好、結盟，那麼社運又要如何有效地去重建信心，如何重建「盟友」關係？當該如何教訓民進黨謙虛和反省？
更重要的是，社運對環保、教育、福利、人權、司法、族群、勞工和婦女各項未完成的改革議題和訴求，在未來4年又該如何再發聲、再施壓、再行動？
以上就是此次民間公民社會運動團體再集結，嚴肅面對一系列重大議題和挑戰的原委和意義。我對它寄以厚望，也敬告執政黨的國民黨和在野的民進黨對此番社運的行動不要掉以輕心、等閒視之。
台灣草根力量與社會進步
顧忠華（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理事長）
一、前言：總統大選後的現況分析
台灣在2008年進行了兩次選舉，其結果都是國民黨大勝，民進黨大敗，而選後都有不少檢討的聲音，主要集中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如何貪污腐化、如何用人不當、又如何治國無能，最後導致支持度大量流失，甚至面臨了「亡黨」的命運。記得在2006的基層選舉前，我亦曾為文批判民進黨有著 「解除理想化」的危機 (如附件)，沒想到接下來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更形嚴重，歷次選舉的節節敗退，雖然有一些「非戰之罪」的結構性因素，但是整個黨機器無法凝聚全黨戰鬥力，重建台灣人民的信任，應是最根本的敗因。
這裡的場合，是追念盧修一博士逝世十週年，盧博士生前呵護民進黨不遺餘力，尤其在生命的末期還抱病輔選，他的一跪造就了蘇貞昌當選台北縣縣長，也為民進黨2000年贏得政權創造了機會；但到了今天，卻眼見民進黨由執政高峰跌到幾近崩潰的谷底，撫今追昔，仍人不勝唏噓。
為什麼一個由草根崛起的政黨，當初代表著社會的進步價值觀，經過八年執政，竟會落到被貼上貪腐的標籤，並在立委和總統大選輸到只剩下「基本盤」，一點也沒有擴大政黨的社會基礎？難道台灣人骨子裡都擁戴威權、都不認同民進黨標舉的進步價值，所以一切回到了原點？而國民黨重新執政，對於「社會力」的收編與滲透是否會更加細膩、有效，以致另一個「新威權時代」宣告來臨，台灣的進步力量從此逐漸萎縮？
換句話說，我們擔心的是：民進黨由盛而衰，會不會也使得台灣自解嚴以後蓬勃發展的草根社會力跟著向下沈淪，讓台灣將來想要再一次藉由政黨輪替向上提升的機會趨於渺茫？這種比較悲觀的看法，的確瀰漫在不少民進黨的支持群眾中，更有不少人看著兩岸關係馬上向中國傾斜，卻因為國民黨完全執政，淪為反對黨的民進黨束手無策，顯得更加憂心如焚。台灣的國家、社會將來何去何從？民進黨經過八年執政，是不是反而瓦解了尚未執政前對於進步價值的堅定信仰？
當然，有不少人期待民進黨可以浴火重生，回到基層和草根群眾站在一起，從頭開始努力，扮演好在野黨的角色，以先進民主國家的例證來看，兩黨政治總有輪替執政的時候，所以不需要太懷憂喪志，這樣的看法算是較樂觀的。不過，我認為民進黨不等於台灣社會，民進黨想要「回到」草根，並不是那麼容易，尤其絕不能一廂情願，想像台灣的民間團體會張開雙手，歡迎迷途羔羊般的民進黨重回母親懷抱。事實上，許多論者已經點出，民進黨執政期間並沒有維持和民間進步力量的友善關係，民進黨享受權力的同時，包括環保、勞工、弱勢 (如樂生) 等等政策，備受社運界人士非議，想要再續前緣，新在野的民進黨還得放下身段，作出實質的表現，才可能重建彼此的信任關係。
二、回到過去：台灣草根力量的奮鬥史
時光倒流，回頭看台灣新興「社會力」蠢蠢欲動的時期，大約是1979年之後的十年。蕭新煌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一文中指出，自1947年發生「228事件」後到1962年，可算是「政治力掛帥」的階段，其後由1963年 起 (該年度工業所佔GNP比例超過了農業) 到1978年，則是「經濟力掛帥」，當時雖然有「鄉土文學論戰」、「校園民歌熱潮」、「學術本土化訴求」等現象，台灣本土政治菁英的政治改革運動也開始展露影響力 (以1975年出現「黨外雜誌」為例)，但是「『社會力』活動等範疇依舊狹窄得很，也頗為不成熟」(蕭新煌，1989：22)。
事實上，也正是歷經了政治與經濟力的長期掛帥和壟斷階段，台灣的社會力即使仍在戒嚴體制之下，也逐漸孕育出「反彈」的動力，嘗試透過各種「自力救濟」以及草根社會運動，一點一滴發揮制衡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作用。也是在社會力展現了具備「導航」實力的時刻，由「黨外」模式向民主進步黨轉型的反對黨運動，經常與這些民間的社會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共同向威權統治的國民黨進行一波波的抗議。
若從「國家 VS. 社會」的架構來分析，當時的國家已暴露出澄社所形容的「黨國資本主義」種種弊端，加上國民黨的「法統」和「反攻大陸」意識形態愈益經不起歲月考驗，整個「民間社會」醞釀著一股反動的情緒，成為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結構助因。 民進黨和社運界，有如戰友般扛著「民主」和「進步」的大旗，不斷交互運用理念論述和街頭動員兩種策略，推著台灣社會邁向政治更自由、社會更公義的目標。
回顧起來，當時的理想似乎青澀、行動不免激情，但是美好的願景如此誘人、奮鬥的意志如此堅定，這一群人代表了台灣的良心，也的確反映了民間的種種疾苦，從環保、人權、教改、婦女、勞工、農民、原住民、殘障者、消費者，到新約教會、老兵返鄉、校園自治，一連串的議題和一個個群體，都利用了各種戒嚴體制下的空隙，以機動戰、遊擊戰、陣地戰等等葛蘭西 (A. Gramsci) 提出過的形式，以「社會」作為基地直接挑戰「國家」的權威。
亦因此，我對於國民黨政府為何於1987年解除戒嚴的詮釋，較傾向於統治集團被動因應內外局勢的「惡化」，無法再一味壓制社會力，更在美麗島事件後，深怕本土意識高漲，最後若情勢失控，國民黨會被迫再度流亡，才願意以解除戒嚴換取統治的正當性，完全不是來自統治者個人的「善意」，更不應該讚揚其「英明」。
不過，解除戒嚴畢竟代表了一個不正常狀態的結束，台灣人民也以相當大的熱情充份享受新享有的「結社自由」，類似東歐國家在民主化之後，民間社團大量湧現，加入了沙樂門 (L. Salamon) 教授所稱的「二十世紀結社革命」之列。由解嚴開始，台灣的社會運動邁入另一個階段，我曾經以「社會運動的機構化」形容此一時期的特徵，也就是之前以非正式組織型態運作的社運團體，紛紛把握住新開放的組織機會，組成「非營利組織」，不是登記為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便是起碼依據「人民團體法」，成立正式的社會團體。 這一波大為增進了社運組織的制度化和專業化，使這類組織有能力永續經營，同時對於各種進步議題也能夠持續關注，展現出「公民社會」的多元面貌。
本文不擬贅述台灣社會運動或公民社會的成長歷程，只想延續前言中的問題意識，追問未來的進步力量會有何新的發展？尤其面對一黨獨大的國民黨，「社會力」或「公民社會」又有多少抗衡的實力，能夠有效阻止威權體制的復辟？
三、深耕未來：從社區到全球的再出發
黃武雄教授在1997年年底發表〈深化民主，發展新文化〉文章，提倡地方政府廣設社區大學，此一呼籲的背景是當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大勝，黃武雄教授認為是一個由「社區」開始啟動改革的好時機，第二年在陳水扁市長的支持下，全國第一所社區大學──文山社區大學──於焉誕生，到目前共擴展到近百所，對於社區居民就近學習，建立互通聲息的「民脈」網絡，與鼓勵民眾擔任志工、參與公共事務，都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目前在各地社區大學，都有推動草根民主的活動，譬如舉辦審議民主式的公民會議、進行區域性治水結盟、參與建構環島千里步道、並發展地方學研究等等，這十年，好在有社區大學，讓許多民間 (或政府) 具實驗性、前瞻性和本土性的「知識解放」構想，有了落實的機會。但可惜的是，社區大學資源十分匱乏，往往也只有少數社區大學投入理念的倡導，其影響雖說不能小覷，但相對於社會的保守勢力，社區大學還是如社會運動般，可說始終是在邊緣的戰鬥，憾動不了主流結構。
其實2000年政黨輪替後，黃武雄教授又曾應邀至總統府，發表〈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演講，他凱切指陳台灣教育「工具化」的問題嚴重，教育改革不應侷限在升學考試方式的變革，而應該致力於學生心智的釋放，並擬訂解決結構性問題的短、中、長期計畫，勾勒出教育未來的願景，藉由媒體向全國人民密集的作公開說明，尋求支持。另外為了具體發展公民社會，新政府應考慮大規模普設「社區中心」，以開放性的軟硬體設施，吸引社區居民參與活動，區內可設社區圖書館、文化中心、綠地及運動場等，並與社區大學結合，成為學習知識和討論公共事務的場域。在黃武雄教授的構想中，新政府若能引入社區中心及社區大學這類新生事務，對於社會價值觀的重建和提昇社區居民共同經營現代社會的水準和能力，將有莫大助益。(黃武雄，2004)
這些建言，包括黃武雄教授另提儘速促成「新媒體」，提供理性論辯的公共領域等「強化公民社會」的期許，似乎只得到冷漠的對待。或許執政者評估這些作法陳義太高，如對社區大學的支持只需編列預算即可了事，不必在法制化、文憑資歷及社區中心等其他配套措施上太費心思，以致台灣的教育改革和社區主義並未能真正取得民眾認同，八年中只有點放式的成果，無法呵成一氣，翻轉一般民眾的習慣和價值。既然進步性的價值缺乏承載機構，也沒有系統性的發展計畫，到最後甚至連文建會推動十餘年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也陷入某種疲態，驗證了黃武雄的擔心，因為他在上揭的演講中指出，「公民社會與社區主義，不能只靠虛幻的理想與口號，更需要實際的資源與適切的資源去催生。」如果社區主義缺乏決策權和長期發展的空間，社區發展工作者的熱情可能就會被「徒然消耗」。(黃武雄，2004:159)
在黃武雄文中形容為「台灣第三個希望年代」即將終結，留下的負面刻板印象，似乎來得比希望多了很多，而這可能是民進黨大輸兩百多萬票的根本原因，因為民進黨喚起了「期望革命」，卻完全沒能力回應民眾的需求，更傲慢地忽略進步知識份子由衷的建議。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澄社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多次直接與總統、歷屆行政院長有面對面的座談機會，澄社利用「萬言書」的格式，提出過各種具體的諍言。其中每次澄社皆痛陳台灣的「人民團體法」仍保留了動員戡亂時期的條條框框，背離了憲法賦予人民「結社自由」的基本權利，應該儘速大幅修改。但是行政部門層層推託，到現在還看不到一個修正案出爐。或許民進黨政府打從心裡就不重視「公民社會」，一切只以選舉考量為主，這樣的政黨，並沒有改變「國家」的本質，無怪乎人民分不清國民黨和民進黨有何根本差異了。
此次總統大選，本來部份民進黨的選戰策略，是企圖定位在統獨對決，或是「愛台灣」對上「親中國」的抉擇，但是國民黨「學乖了」，也不斷製造「愛台灣」、「台灣優先」的口號，乃至連「逆轉勝」活動也全盤抄襲，這種模糊戰略使得民進黨的「利器」全然失效，加上民進黨的公職人員平常不深耕基層，卻熱衷於派系分贓，這樣下來，民進黨脫離基層草根只會愈行愈遠，而敗選後不少人把責任全推給陳水扁總統，更顯示出急於切割卸責的心態，看不到檢討反省的誠意。公民社會將種種令人心寒的作為看在眼裡，日後還敢和民進黨合作嗎？
台灣這塊土地，原本便不是只有誰才能夠「愛」，亦沒有那個族群本質上就會比其他族群「愛更多」的道理，在這塊土地上逐漸成長茁壯的草根公民社會，不會去在乎這類「假議題」，而在未來會繼續由社區紮根，並進一步向全球公民社會連結，關心更廣泛的人權、環保、民主化議題。近幾年來，許多國際志工的資訊被社會人士和大專青年分享，象徵著台灣的草根社會運動也有機會與國際接軌，不只打開台灣民眾的視野，也可以將台灣的本土經驗推廣到國際舞台。或許，公民社會與全球連結，會比與民進黨連結帶來更豐碩的成果，除非民進黨能夠徹底革掉執政後的驕奢習氣，重新向公民社會來虛心學習、跟上腳步，否則台灣的公民社會早已蓄勢待發，將會把民進黨遠遠拋在後頭。
四、 結語
台灣的草根力量，包括進步的知識份子，原先對於民進黨執政有著高度的期待，但是民進黨將這部份的支持視為太理所當然，缺乏一種真誠和平等的「夥件關係」。如果用《小王子》一書中的隱喻，小王子終於悟到，他和玫瑰花的關係是需要「呵護」的，沒有這一層用心的、體貼的相互照顧，到最後雙方僅止於相互利用的關係，很難發展出理念上的完全契合。
環顧周遭，台灣的社會運動或民間非營利組織，大都仍是以中小規模在辛苦經營，在「第三個希望年代」證明是落空了之後，台灣的公民社會早就開始「自立自強」，以更大的努力做好份內的工作，譬如「公民監督國會聯盟」早早起步，無論年初的國會生態有何變化，就是要盡到盯緊立委一舉一動的職責。所以台灣持續進步的力量不會空轉，不像民進黨敗選後立刻陷入權力競逐的漩渦，這樣看來，台灣社會不一定需要民進黨存在，公民社會的「覺醒和自救」說不定更是社會進步的唯一動力。
【參考書目】
何明修，2006 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台北：群學。
李丁讚／林文源，2000 社會力的文化根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133-206。
黃武雄，2004 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收錄於顧忠華主編，成人的夏山 (社大文庫003)，台北：左岸文化。
楊弘任，2007 社區如何動起來？(社大文庫011)，台北：左岸文化。
蕭新煌，1989 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分析架構，收錄於徐正光／宋文里主編，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
顧忠華，2003 社會運動的「機構化」：兼論非營利組織在公民社會的角色，收錄於張茂桂／鄭永年主編，兩岸社會運動分析，台北：新自然主義。
顧忠華，2005 解讀社會力：台灣的學習社會與公民社會(社大文庫005)，台北：左岸文化。
顧忠華，2006 民間社會新典範的崛起，收錄於蕭新煌主編，台灣新典範，台北：李登輝學校。
【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一環境保護運動再出發
環境保護運動 尋求新座標
主辦：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日期：2008年7月10日09：30-12：30
地點：台北市NGO會館
主持：施信民（台灣環保聯盟創會會長）
與談：依筆劃順序
王塗發（立法院前立委）
何宗勳（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前秘書長）
林子凌（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秘書長）
徐光榮（台灣環保聯盟理事長）
高成炎（台灣纖維酒精公司董事長）
粘錫麟（綠主張工作室負責人）
陳秉亨（台灣生態學會秘書長）
陳曼麗（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張子見（雲林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
廖彬良（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長基金會執行長）
謝和霖（看守台灣協會理事長）
顏美娟（台灣電磁波防護協會理事）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整理：何宗勳、周育潔
由七個社運團體發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蕭新煌擔任總策劃「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系列」，第一場「台灣社會運動再出發」十日上午假台北NGO會館舉行，首場由台灣環境保護聯盟主辦。
座談會談論的主軸主要有三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探討2000年民進黨執政前與社運團體間的互動關係及2000年執政後與社運團體互動關係演變的回顧、檢討與展望；第二個方向著重在環保團體的整合及主體性問題；最後則是回歸人民，由人民出發，致力於走向更專業化、培育人才和公民教育的實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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